距离2016年大选还有约一年左右时间，美国已经做好了过渡到新一届政府的准备。有迹象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将中美关系视为烫手山芋，这一场景在1980年、1992年、2000年和2012年的大选中早已屡见不鲜。
前美国国务卿、民主党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利用本次大选警告台湾不要过于依赖中国市场。共和党候选人声称，面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所谓重商主义政策，奥巴马政府一直表现得过于软弱。俄罗斯和中东问题成为了2016年大选各候选人吸引公众视线的热议话题，这也是本届大选与往届最大的区别。虽然不再是唯一的热点话题，但中美关系始终是美国大选的焦点之一。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迎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本次双方领导人的会晤也标志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可能是未来两年内中美高层最后一次纯双边交流活动，它将有助于在2016年美国大选波涛汹涌的政治大潮中稳定中美关系。美国指控中国涉嫌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库发动网络攻击，高涨的激进主义思潮令中国对争议地区的领土主张日趋强硬，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对在华美企造成了冲击，上述问题令美国民众日渐焦虑，也令本次峰会的预期目标受到了影响。
奥巴马政府即将淡出历史舞台，因此，重塑中美关系整体格局的希望也愈渐渺茫。美国对华政策或将因一时无法厘清方向而放任自流。美国及其他各国的观察人士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利用美国新旧政府交接的过渡期鼓励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美好的十年
在截至2008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急剧提升，但近来中国和菲律宾、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因争议岛屿和领海问题而剑拔弩张，令观察人士几乎都要淡忘了那段风平浪静的历史。
1997年由东南亚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是那段历史的开端。在历经快速建设及债台高筑的十年后，泰国及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的货币先后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随后引发连锁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提供债务援助，印尼前总统苏哈托(Soeharto)在卸任四个月前签署了制约性协议。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违反美国参议员阿尔·德·阿马托(Al D’Amato)发起的《德·阿马托修正案》为由，拒绝批准双边援助计划。美国国内评论界对此举的看法不一而足，有的认为该修正案并未作出相应限制，有的认为这只是美国政府对远离本土的经济问题不作为的托辞。当时，老谋深算的新加坡贸工部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引用“患难见真情”这一古老格言隐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意指对那些当时亟需帮助的国家而言，美国并非真正的盟友。
在融资能力较弱的其他各国因缺乏必要的外汇资金应对信贷泡沫问题而不得不贬值本国货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作出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重要决定。同时，中国首度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帮助央行度过危机。中国在危机时刻对邻国的鼎力支持出乎市场预料，这对于焦头烂额的邻国政府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中国的表现与美国的袖手旁观形成巨大反差。
随后，中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冷却了一段时间，但在胡锦涛主席当权期间逐步回暖。江泽民向来对日本颇为不满。胡锦涛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在2008年最终成行，他受到了亲华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的热情接待。
中国政府派驻亚太地区的均为精力充沛的高素质外交精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在印尼大肆开展9/11后的反恐军事行动。自1965年印尼政府大举屠杀印尼共产党党员以来，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总统首开先河，向访问印尼的胡锦涛提出将中文确立为印尼的官方语言。
2002年，中国应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要求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相关谈判方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见，但有望在本世纪初达成最终结果。
中国的举措
这些例子极好地证明了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在这十年的累累硕果，但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政府却采取了消极策略。在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及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的自负情绪空前高涨。当时，关于“华盛顿模式”终告失败及“中国模式”（亦称“北京共识”）的评论一度铺天盖地。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长期鼓吹的市场自由化理念被解读为美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法律调控和削弱民主被奉为更负责任且更有效的替代性方案。
“中国自信”这一术语在中国与邻国的交往中逐渐获得认可。东南亚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在2008年和2009年纷纷谴责中国政府有意拖延《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缅甸领导人指责中国在水资源开发问题上过于强横，当地的反华情绪达到顶点，政府最终于2011年叫停了缅甸北部的密松水电站项目，这也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声称，亚洲持续释放需要美国更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的“需求信号”，而耳听八方的中国政府则希望借力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将美国排挤出局，以便在亚洲开展更多外交行动。美国最终于2009年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允许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东亚峰会。布什政府此前对东亚峰会一直持拒绝态度。
2010年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前进了一大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发表正式演讲称，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不在于有争议的领土主张，而在于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及捍卫国际法律和规范。这标志着美国再次介入东南亚事务。该演讲明显震惊了前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他缺席了一段时间，直到与会者开始讨论大国与小国的差异时才回到会场，但是该话题却令现场的气氛更加尴尬。
2011年，缅甸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引起希拉里·克林顿的注意，她决定摒弃以往的孤立政策和制裁措施，前往拜访缅甸领导人和反对派领袖，由此开启了美缅邦交正常化蜿蜒曲折的历程。第二年，奥巴马总统不顾美国国内人权活动家“为时过早”的反对意见，访问了缅甸。奥巴马显然认同“高层互访”胜过“避而远之”的观点，他也相信自己可以在促进人权问题上大有作为，而更独立的缅甸将有益于美国利益。
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内部和外部就该战略的低调讨论长达数月之久，它旨在转移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过度关注，将资源和注意力转回到与美国利益休戚相关并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亚洲。希拉里·克林顿曾于2011年11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文中详细列举了奥巴马政府为加强亚太事务参与度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很快，美国政府出台了将军事力量从别处转向亚洲的“亚洲重心”战略，但收效甚微；在亚太地区维持承诺的军事实力远比整体扩军更有前途。
围绕“再平衡”战略开展的公关活动受到中国周边国家的一致欢迎，它们普遍将美国重新关注亚洲的举动视为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保障“权力平衡”的传统策略。中国政府也迅速作出反应，将其视为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举措。最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6月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发表演讲，并再次向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作出了将致力于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承诺。
在谈到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海军的预期目标时，他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该演讲的许多听众和观众都认为，美国政府将大幅增加驻扎在亚太地区的军舰数量，但实际上，帕内塔考虑的却是减少军舰总数，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有海军兵力，并于2020年将目前的50%提高至60%。这意味着美国将在小幅调整的基础上维持现状，而非对美国海军进行整体扩军。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政府的态度愈加强硬，但除了对中国的崛起奉行遏制政策之外，观察人士尚无法明确美国政府的其他意图。美国的行为（正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样）被视为阻碍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日趋紧迫化。双方就东海钓鱼岛问题的误判和误解导致两国紧张局势一再升级。2010年，日方在其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内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长（而非将其驱逐出境），令两国人民对对方的态度明显恶化。为阻止右翼政治团体购买三座私人所有的岛屿——以免刺激中国政府，日本政府针对上述岛屿推出了国有化计划，这令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紧张局势令安倍晋三(Shinzo Abe)倾向于迎合日本幕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同一时期，中国也强调了其领土主张，加强了在南海海域的活动，并试图通过混合战争技术和部署准军事部队巩固其在争议海域内的行政主权。中国派出由数百艘海警舰船和渔船护航的深海钻井平台开赴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完成了工作量巨大的填埋工程，将岩石和海礁建成由其实际控制的岛屿，并在岛上修建多种基础设施。
反思时刻
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明确界定其权益边界的具体范围（如：中国对备受谴责的南海“九段线”的诠释含糊其辞），但中国主张和保护其东海和南海主权权益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领导人似乎无心亦无力安抚其国内急剧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于2013年11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值得外界关注。一年后，有关专家再次齐聚北京，举行了性质类似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据报道，习近平在这两次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总之，上述两次会议标志着此前被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一度奉行的“韬光养晦”战略（指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的外交政策）的终结。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推崇集中击破的积极外交战略，主张利用中国今非昔比的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有必要透过这些会议文件的表面含义，结合其历史意义，深入体会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实际想要传达信息的本质内涵。中国希望通过综合现行政策的各种要素纠正自2008年以来某些自毁声誉的行为，同时抵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其意图昭然若揭。
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承诺将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促进当地的商贸发展。中国正对其国内经济作出调整，可将自身过剩的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输入周边国家，这将在取悦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吸引更多地区合作伙伴。上述计划的顺利推进将促进中国与邻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并有助于双方建立更牢固的依存关系。
部分分析人士可能会斥责中国与邻邦的交往之道无异于“花钱买好感、投资换友谊”，但面对心怀警惕和疑虑等复杂情感的14个邻国，中国政府似乎对此举颇为自得。毫无疑问，即使中国作出的诱人承诺在现实情况中一如既往的大打折扣，但中国可提供的资源及其实力仍令美国望尘莫及。但中国的国内经济正处于调整期，加之不断恶化的债务困境，周边邻国对中国慷慨解囊的期待不宜太高。
尽管如此，亚投行(AIIB)仍然为中国搭建了极佳的平台，有助于其利用私营部门及其他国有资源促进经济一体化并强化与他国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这一目光短浅的自我孤立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大削弱了它们通过亚投行在当地的活动主导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促成了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的访华之行，此举体现了中国过去两年在邻国外交政策上的改变。被缅甸军方上层长期软禁的政治领袖昂山素季在获得自由后，以缅甸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并获得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本次访华之行象征着中国在“反平衡”政策指导下与缅甸恢复密切关系的外交战略。中国政府意在表明其与美国争夺对缅影响力的认真态度。
对美国的教训？
美国在亚太地区独占霸主地位长达二十年之久，如今大国竞争再度白热化，美国需要作出自我调整以更好的面对竞争。中国被心怀警惕的弱小邻国环伺的局面是易于被其他大国忽视的地缘政治优势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的弱点之一）。中国独特的文化过度关注自身的价值，历史上鲜有中国与邻国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的记录，而摩擦和冲突却比比皆是。
对于美国而言，传统的势力均衡战略似乎比费尽心机去控制理日益强大和雄心勃勃的中国更具合理性。奥巴马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近来为确定共同战略利益所作的努力就是这一理念的明证。而普京总统在任期间日渐恶化的美俄关系及中俄领导人的亲密互动则是其反面教材。
鉴于类似竞争过于激烈，美国无法承担在无足轻重的问题（如解除对缅甸前军政府剩余的法律制裁等）上故意拖延的代价。美国应激发中亚各国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为解决海上争端寻求更有创意的解决途径，而不能任其演变成各国的军备竞赛。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克服预算限制，取消不恰当的采购计划，并打造与时代同步的军事能力。
美国在如何克服自身弱点的讨论中陷入了为期两年的财政僵局，中国则迎来了扭转局面的难得机遇，决心抵消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为美国赢得的优势。美国总统候选人及其顾问措辞巧妙地遮掩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势，而中国则将努力破坏美国对其施压的平台。对中国是否具备这一能力提出质疑将是不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