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深陷经济危机、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中欧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史志钦历数了中欧关系历史上的挑战以及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他坚信中欧领导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深化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但迄今为止,双方都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合作途径。

中国如何看其与欧盟的关系?

中国非常重视中欧关系。21世纪之交,美国继续扮演着全球性超级大国的角色,而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就基于这一优势奉行更为单边的外交政策。这有悖于中国的利益,随后中国政府按照多极世界构想塑造中方外交政策。
 
史志钦
作为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教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欧关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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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视中国为制衡美国的一种力量,中国亦然。因此,如果不是几个关键的分歧,中欧有可能早已建立起双边互惠合作关系。
 
2003年,当美国单方面决定入侵伊拉克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到达了顶峰。彼时,欧盟显然更倾向于多边努力,并且,中国与法国及欧盟紧密合作,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单边行动。
 
就此,中欧关系演变成为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中国希望通过支持欧盟来制衡美国的势力。而2003—2005年就是中欧关系的黄金时期,当时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将这种关系定性为“虽尚未结婚,但已然订婚”(not yet a marriage, but an engagement)。
 
然而自2005年后,欧盟的对华战略开始发生了转变。随着欧元危机加剧了欧洲工业滑坡,欧盟逐渐将中国视为自身发展和维持福利水平的竞争对手和威胁。欧洲有个普遍共识:由于中国廉价商品涌入欧洲大陆,此举威胁到了欧洲本土的制造业,而这个这正是欧洲经济活力的核心。
 
造就中欧紧张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欧洲更多强硬派政治家的上台。在2005年之前,如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法国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等大多数西欧国家领导人奉行有利于中国的政策;然而,随着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当选,法德两国对中国更加咄咄逼人。
 
萨科齐和默克尔曾会见达赖喇嘛(Dalai Lama),此举严重打击了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自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发生骚乱、中国火炬手遭遇激进分子阻扰后,中法关系就一直高度紧张。而在中国,反法情绪也随之不断上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一系列静坐示威和骚乱。此外,中国还在2008年中欧峰会(EU-China summit)即将召开的前几天宣布取消该会议。
 
中欧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缺乏团结。因此,中国不得不分别与欧洲每个国家进行磋商,因此延缓了达成公平协议的进程并且使之愈发复杂。中国希望与欧盟建立新型的关系,但后者缓慢的决策步伐令人失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会谈流程都须取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要达成一致共识是很困难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即便欧盟其他国家都同意,但只要一个小国反对就可以否决整个协议。
 
在意识到欧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后,中国便致力于与单个国家构建双边关系;不过,中国也因欧盟国家间的竞争而获益,尽管对于欧盟的整体利益来说,这不是最优的情况。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都已经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实现中欧关系正常化。鉴于这两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欧双方有必要进行合作。

中欧关系中,中方的主要关切是什么?

中国希望欧盟将中方视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在各方面予以平等的对待。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不仅经济上实行了对外开放,同时也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取得了卓著的进步,而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网民,对世界其他地方了解甚多: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国际媒体,可以走出国门探游世界。很难否认中国已变得越来越自由。
 
当然,中国仍有不少缺陷,但是,正如邓小平形容中国发展的那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正一步步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的进步没有达到欧洲期望的步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方已做出并且正在继续做出的种种努力。
 
欧盟国家有着发达的经济,以及惠及其民众的环保标准,而中国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期望向欧盟学习更多。然而,包括对技术转移贸易的限制在内的欧盟众多限制政策,使其难以共享信息和产品。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往往会认为自己所持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并试图将它们强加于中国。欧洲人普遍深信欧洲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优越性,使中国相形见绌。其实,每个国家和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其独特历史的产物,适应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而这种差异也助长了中国和欧盟在人权争端中的互不信任。
 
此外,中国对欧盟干涉中方内政非常敏感,这不仅因为中国重视主权完整,还在于中国崇尚在国际体系中平等对待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一旦欧盟国家干涉如疆独藏独等议题,比如会见达赖喇嘛,中国都将其视之为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
 
对中国而言,达赖喇嘛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同样还是政治玩家。正如我们所见,达赖喇嘛领导僧侣成为了中国的异见者,这一点可以从2008年3月在西藏拉萨发生的暴乱中看出。这些威胁了中国内部的稳定,损害了中国社会的和谐,而这些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新疆的东突(Eastern Turkestan)分裂主义者直接威胁中国的另一核心利益——领土完整。当类似的个人或集团对欧盟或美国产生威胁时,他们却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然而在中国,每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却都被视为自由的守卫者以及反抗社会压迫的领导者。
 
中国认为这样的双重标准会极大地损害中欧的双边关系,因为其存在就表明中国并未被平等对待。欧洲人应该看看中国的历史:新疆和西藏长久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某些时候,这些地区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另外某些时候,这些地区不是与中原地区在交战,就是侵略中原。这表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变化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应被误解。
 
最后,还有大量象征性的因素阻碍了中欧关系。首先就是1989年开始的对华军售禁令,其次是拒绝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事实表明欧盟国家并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真正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为什么欧盟对越南解除了类似限制,而对中国就不可以?中欧间人权或贸易关系的谈判就经常抛出这些多年来不断恶化的议题。
 
于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商讨中逐步宣泄其不满。中方已经认定欧盟是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拒绝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因此,欧盟并不具有彻底独立性。解除武器禁运将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欧盟有意愿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也仅仅是个政治信号,即便解除了对华军售禁令,欧盟也不可能向中国出售其最先进的武器。

中国如何看待欧元区危机?欧盟怎样才能解决问题?

在欧元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政府对如希腊、西班牙等负债累累的欧盟国家施予援手。中国此举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却在指责欧洲国家肆无忌惮的消费习惯。
 
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供援助昭示中方善意的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却在预测欧元即将到来的死亡。中国相信欧盟和欧元都能存活,愿意为欧盟国家提供帮助。鉴于此,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频繁拜访欧洲——他们十分关注欧盟及其在全球的角色。
 
关于欧元危机,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认为危机是欧盟机制的结构性恶果:欧盟是一个缺乏统一财政政策的货币联盟。危机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欧盟国家数十年来致力于构筑更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却没有在欧盟政治一体化方面真正发力。在我看来,这一结果是那些拒绝做出选择的欧盟领导人缺乏政治意愿所致。 
 
在中国,另一个普遍观点认为欧盟不断扩大的规模使得一体化进程变得更为复杂。吸纳经济和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后,欧盟成员国之间迥异的需求使得通力合作难上加难。新加入的成员国大部分来自东欧和中欧,其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盟的富裕成员国。此外,由于限制了成员国间的转移支付,新加入的国家为了赶超富裕成员国,不得不大量举债来提升生活和福利标准。
 
金融危机揭示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欧盟的解决方案在于构建更紧密的政治联盟,而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危机时刻,欧盟的另一个难题是权衡改革和其他政治优先项。正如我们所见,在今年的选举中,法国和希腊民众都将选票投给了承诺保障现有生活水准和福利水平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人民选择了“不进行改革”。
 
这对欧盟债务水平和欧元区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观察。事实上,由于政府领导人合法性的限制,诸如意大利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这样走马上任的技术官僚,其承诺的改革都遭遇了打折,显示了技术官僚的限制。现在,欧盟领导人必须找到融合民主和改革必要性的替代方案。
 
欧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监管金融投机,人们已经认识到,欧元区需要更多的金融监管,欧元区人民也在发出这样的呼声。然而迄今为止基本一无所成,人们仍觉得是他们而不是银行在为危机买单。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后,相应孕育的资本主义走向极端形式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到了欧洲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思想在二战后受到英美两国影响所致。金融机构会转向更激进的态度,他们只关注资本和利润,而不顾及社会影响。

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未来?

美国重返亚洲被许多人解读为遏制中国的举动,防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领导者。正是因为害怕被中国所取代,美国通过在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加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美国也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加强伙伴关系。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希望欧盟能站在中方这边,防止中国在亚洲被孤立,同时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由于美国重返亚洲,中国试图与整个欧洲建立友好联盟关系:不再局限于西欧,还包括前苏联地区。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彼此几乎没有了联系,如今中方已表明要成为其重要伙伴国的意图,这是现实必要性的要求。况且,欧盟的一国否决制决策机制提升了东中欧国家的重要性,使得中国可更好地利用与其的友好关系进行相关努力。
 
中欧关系未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欧洲国家对中国地区安全问题将采取何种立场。在东南亚,特别考虑到中国对欧元危机的援助,中国希望欧盟能支持其行动。
 
在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中国希望欧盟能予以自己相应的支持。从中方的立场看,这些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菲律宾不过是自1997年才开始声索相关领土。在此之前,它们就被公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况且,自元朝、明朝开始,中国政府就发现并管理这些岛屿。
 
尽管中国希望得到欧洲的支持,但如果不予支持,中方希望欧盟最低限度要保持中立,尤其是考虑到中方的历史证据和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法律论据。

如何才能改善中欧关系?

改善中欧关系的最好办法是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在。通过在区域安全议题上构建合作,中欧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各自处理安全问题的办法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价值观和理由。
 
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中国希望通过谈判与外交进行接触,不侵犯他国主权,而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则倚重制裁和施压来解决问题。中欧之间的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一览无遗。
 
但是,合作有时能带来好结果,快速而有效地应对索马里沿海海盗问题即是一例。欧盟崇尚保持实力而中国则崇尚主权完整,这两套价值体系和方法能通过持续的合作逐渐磨合。
 
此外,欧洲人需要更加珍视中国所给予的帮助。事实上,中国感到欧洲领导人忽视中方所作的努力。在欧元危机时刻,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对欧洲国家的信心,不仅发表支持性言论、访问欧洲,同时也购买欧洲债券。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欧洲国家陷入困境之际,并未嘲笑也未指责。
 
然而,中国的所作所为似乎并未有所回报,欧洲领导人继续指责中国,并将中国描述为欧洲的威胁。欧洲人并不应当将中国的支持看作理所当然,随着中国贸易关系的多样化,它对欧洲的需求可能会下降。
 
通过更好地推进文化层面的对话,改善中欧关系大有可为。尽管目前中欧对话(China-EU dialogue)已经存在,但它需要更具包容性,从而走出“精英空谈”的局面,成为大众之间的关系。
 
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报道内容决定了公众意识所呈现的印象。因此,很关键的一点是促进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而这正是西方媒体所缺乏的。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总是报道中国大量的负面新闻和有限的正面消息,前者的一个的例子就是有关2008年西藏骚乱的报道,英国广播电台(BBC)和德国报纸错用了尼泊尔僧侣的照片。为了更好的中欧关系,两国媒体应该避免产生类似的问题。
 
诚然,中欧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各方理解彼此利益和价值观的努力,中欧领导人对双方进行更好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了然于心,目前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通力合作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中国观▪观中国”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