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最近邀请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前首席代表黃育川先生，就他所写的论文《用经济地理学重新诠释中国的成功》，展开研讨。来自卡内基的韩磊主任主持了本次会议。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变革

• 密度：八十年代之前，中国采取均衡化发展道路，将政府开支按相同比例分配给沿海省份、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随着邓小平的领导，中国转向了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将发展和投资重点放在具有生产和贸易高密度性的沿海地区。在随后的数年期间，沿海省份的投资占到了所有公共开支的三分之二。大约1亿4千万临时劳动力流动到沿海生产力中心地区，推动这项发展。

• 距离：由于内陆地区商品运输成本的关系导致出口成本过高，随着这部分成本的降低，这一非均衡发展策略得到加强。比如，如果需要将一个集装箱从重庆海运到加州，总运输成本中的63%来自重庆到上海这段距离，而将集装箱从上海运到旧金山的运输费只占了总运输费的三分之一。

• 分割：邓小平实施的改革打破了各省之间独立发展、毫无特色的传统模式。当国内市场越来越集中、专业，竞争性和效率就随之加强。

投资和汇率

• 外汇：在黄育川看来，尽管国际上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并限制出口，中国方面仍旧保持不动。他解释说，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将会给出口带来重创，导致中国对地区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供应下滑。除了关注人民币升值以外，国际社会应当敦促人民币保持弹性政策——可以升值也可以贬值——并鼓励中国政府增加进口。

• 投资：中国的总投资额在GDP中所占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政府鼓励反周期投资模式，增加危机时期的投资率，并降低稳定发展时期的投资率。黄育川说，这样中国就能大体上防止经济衰退和市场萧条。另一方面，他指出，那些具有高利润的国有企业常常将收益投资在错误领域。既然是国有企业，本应当将30%左右的收益上交国家，而不是当前3%-4%的比例。这可以为社会开支提供更多资源，帮助缓解外部的不均衡状况。

• 同西方的经济关系：黄育川说，国际社会应当鼓励中国政府加强进口，这一策略可以使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受益。同样地，中国应当增加海外投资，而不是国内投资。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政策关系，限制了中国的海外投资，使得中国公民和企业没有机会购买海外资产。

缩小收入差异

• 允许流动：黄育川说，解决收入不均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励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这样，他们的收入将会增加，促进国内消费。对于农村地区，由于留守的人能够获得更多资产和土地，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应当增加。黄育川认为，应当改革户口制度，农村地区的人们应当有权出售土地使用权。为了进一步鼓励流动，中国政府应当确保无论公民是否更换工作地点，他们的养老金都可以随之迁动，并且各种福利保持不变。

• 鼓励城市化：黄育川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仅为45%，至少需要达到60%。韩国是当前收入差异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25年，韩国将其50%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针对他国的策略

• 公共事业平等性：一些政府领导人想要维持因不均衡发展而获得的利益，而公众却无法直接从中获益，因此常遭到这个地区公众的抵制。还有一些偏远地区，资源有限而且很难进入市场，远不如生产力发达地区有吸引力。黄育川建议，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确保在各个发展不同的地区都提供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教育或医疗。由于劳动者及其家庭都具有一定技术，可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同时在迁入他乡之后仍具有相同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因此这将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的流动性。

• 绿色科技：黄育川指出中国可以从支持绿色科技发展的规模经济中获利。这些投资十分具有前景，而且如果技术本身不具有专利费用，提供给全世界的话，那么即使在其他国家也十分具有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