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尽管全世界都期待着美中两个大国能够在疫情期间加强合作，但两国领导人却陷入了相互指责的怪圈，任由不断增长的猜疑甚至是敌意主导两国的决策制定。
扩张核武库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安全利益。在需要专业知识的重大问题上，不宜用直观想象代替科学论证。
生物病毒与计算机恶意软件是有明显不同的，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也不胜枚举，它们都有相当可观的传播、入侵、摧毁和破坏潜能。
ICT供应链安全治理，事关国家安全与行业发展，如今正在随着大国网络空间博弈的加剧而更加复杂多元。虽然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注，并出台有关措施与倡议，但其治理仍面临着来自政治、商业趋势和技术不足等三方面的障碍。各类行为体有必要基于信任和共享的基本原则，合作构建务实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
大流行病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要求我们像应对军事威胁那样来进行安全协调。
新冠病毒迅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缺乏协调一致的遏制措施。当前，保护和监测措施由各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而各国的实施标准及水平参差不齐。
在气候变化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大范围传染病颠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全球经济下挫风险普遍加剧的今天，通过军控合作避免昂贵、无价值且危险的核军备竞赛符合五核国所有民众的根本利益。
印度在美中之间维系着微妙的平衡。而这三个大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可以推进共同利益。
围绕朝核问题的国际外交努力步入僵局，中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助力突破当前困境。
为了防止局势重新升级，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大国之间，有必要为可能发生的挑衅行为尽早划下红线，事先明示朝鲜将面临的制裁和其它惩罚后果，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的地区稳定局面。
历史上看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外援助方式。2018年3月，中方成立了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以整合中国的发展援助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方的全球治理路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有三个基本路径：第一，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第二，增加核武器的数量；第三，增加单个导弹弹头对导弹防御的突防能力；以及这三个基本路径的各种组合。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不确定和不平稳的挑战，且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加深。
印度一直对中国有着多方面的看法。而从广义上讲，在过去的70年里，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工作议程雄心勃勃，清晰地表明在中国发展资金经过多年大幅增长后，基本的管理体制现已开始成熟，但一些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有关中国正在开展“债务陷阱外交”的言论不绝于耳，但对斯里兰卡及其他大多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而言，了解它们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学会选择项目非常重要。
通过威胁要限制对美稀土出口，中国意在证明自己有能力牵制美国，且能在需要时采取相应对策。
中国正努力于2030年成为世界核电技术部署领域的先锋。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在核技术发展、工业能力和核能管理方面处于全球领导地位。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肩负崇高的目标，但短期内必定会受到关于该机构如何融入中国现有的对外援助体系这一持续性问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