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在近代发展历程上的相似使埃塞俄比亚以中国模式风生水起,其相对健全的法制也让亚洲企业愿意试水转移产地。国际关系专家唐晓阳认为,中国可在政府层面进行良性沟通,并通过企业传授技术、经验来培养当地人,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和潜在市场。就此,《周末画报》杂志采访了清华-卡内基驻会研究员唐晓阳。

问:埃塞俄比亚被西方媒体称为“非洲的中国”,其副总理说过“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选择中国模式?

答:我在2011年实地调研时就感觉到埃塞俄比亚在认真学习中国经验,走的是中央集权加逐步经济改革模式,而并不是像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那样先建立民主政体,再用民主推动经济改革。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是可以称得上是邓小平的人物,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相似,甚至制订了五年计划。

唐晓阳
唐晓阳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中方主任及驻会研究员。他重点研究中非关系,特别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中国对非洲实施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差异化援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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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里最有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国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经历过古代辉煌和现代落后的反差,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从政体来看,埃塞俄比亚在1980年代曾经拥有苏联式的政党,但梅莱斯带领的反对党通过军事力量将苏式政党打败,并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多党制或者民主选举,而是担任总理20多年,建立强大有效率的中央政府,能够推动、号令全国共同作为,大多政策能得到充分贯彻。这些均与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发展有接近性,学习也顺理成章。

问:非洲有那么多国家,埃塞俄比亚有什么优势?为什么能率先启动工业化发展?

答:首先,埃塞俄比亚拥有8000多万人口,在非洲地区仅次于埃及和尼日利亚,排在第三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当地的工资价格和成本价格相对便宜,埃塞俄比亚的工人每月工资在40-50美元左右,比尼日利亚低很多;第三,相对于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最近20年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政府的执行能力比较高。事实上,从企业的反应来看,埃塞俄比亚政府对法制的执行程度很不错,有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此外,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不少是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埃塞俄比亚吸引外资后,大多能让中央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和相关战略在地方上真正执行下去,这点在很多非洲国家很难做到,到那里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以真正实现大规模的投资。

问:不少专家认为非洲将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靠生产基地经济,并将会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新发展的引擎,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有欧美企业落户非洲吗?

答:非洲国家如今真正能利用人口红利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在埃塞俄比亚有林毅夫老师特别推崇,用工人数约3500人的华坚制鞋厂,很多人都将它看作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标志。另外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在坦桑尼亚,常州东奥服装有限公司,是从东南亚投资转向非洲的典型,这家企业一开始在柬埔寨拥有一间约2万人的工厂,随着柬埔寨工资提高,他们需要寻找下一个目的地在未来20年发展。他们2011年在坦桑尼亚进行实地考察,建立拥有近2000人规模的工厂。虽然如今这两家都发展得不错,但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在非洲并不多,更多的人还在观察。

非洲国家除了劳动力便宜外,其他配套设施难以跟上,很多国家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不便,海关优惠措施难以实现,中国投资者得将大量原料从中国运进来,路途上拖延的时间和造成的成本浪费,加之隐性政治风险使得绝大多数企业目前只敢采取观望态度,从而限制大量产业往非洲进一步地转移。非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靠生产基地,从整个趋势上讲,是有这样的苗头,但是否能真正进行下去,并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我觉得至少在整个非洲范围内未必。像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这样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政治稳定的国家,在一开始更有希望,这样几个领头的国家可慢慢吸引更多的企业发展开来。谈论非洲能否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则为时过早。

欧美劳动密集型或者原材料加工类的企业会希望转移到非洲,但大多会使用亚洲技术人员,即在非洲生产,亚洲的成熟的资源作为中介桥梁。欧美国家的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也仍然处于实验阶段。

问:由于中国在非洲地区的频频行动,有的西方国家称这是中国“新殖民主义”或者新文化渗透。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误会?下一阶段中国政府、企业如何作为才能避免诸如此类的不必要误会?

答:非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独立后却发现自己的经济依旧大量依赖西方国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所以把这个称为新殖民主义。但殖民主义可能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第一步,所谓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大多是西方媒体或者非洲反对党受媒体的渲染而发出的声音。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再到亚洲的投资都是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资本来到非洲,从表象来看,确实有相似之处,但当中不同的是我们要看这是不是单边性的行为,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是指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意愿和知识进行平等的对应。而现在对于亚洲的投资,非洲国家其实有更多的主动性来进行对应。中国要帮助培养非洲国家自己的生产、管理能力,如果没有把非洲国家本身的能力培养起来,就会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范畴里面。如果非洲国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投资,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自身的管理、技术能力得到改善,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长期下来,这样的言论攻击自然会消退。

问:“非洲的中国”埃塞俄比亚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中国模式会不会借埃塞俄比亚的成功向非洲地区其他国家传递和发展?

答:中国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一个学习的对象,是当地政府重视的伙伴。这时候中国政府不应自我得意,而是要思考如何让非洲国家活学活用中国的知识,维系良性关系。中国政府、企业的管理方法都有中国本身的特色,非洲国家如果只是一开始看到中国20年来GDP发展这么快,有这么多高楼就来进行表层性的学习,而不把经验融入到本身的文化里,比如一味大量地进行基础建设,忽视基础建设可能带来的国家财政风险和工业配套失衡等隐含的管理问题,建设结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当他们看到这种学习不起实质性帮助,他们又会感到失望,因为非洲国家已不是第一次向其他国家学习,曾经的欧美,苏联模式都不太管用。目前来看,中国可以采取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政府管理层进行良性沟通,另一方面,发挥企业的主动性,通过企业将工业化的经验,经济发展的经验带出去,培养当地人的能力,也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和潜在的市场。

本文最初发表于《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