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投资需要智慧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飙升，但过程将会十分崎岖。与历时已久的跨国公司相比，撇开不谈其拥有的充足资金，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克服美国的陈规以及缺乏相对竞争优势的问题。但是本质上，中国的公司需要更好地了解美国市场并迅速适应。

 

中国的决策者将海外投资作为重点项目优先对待。中国的十二五计划（2011-2015）指出中国将会加快国际能源资源开发；支持对海外技术研发的投资；以及鼓励龙头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这将开拓国际化的市场营销渠道并打造出知名品牌）。作为该计划成功的证明，中国的非金融性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至2012年间增长了28.6%，达到772.2亿美元。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这一增长势头持续，中国非金融性对外直接投资激增44%，达到238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投资都是针对欧盟的，这为国际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带来了生机。近几年，中国投资者抓住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商机。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私企参与到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中国对外投资的目标正在向东南亚、非洲以及拉美拓展。

 

虽然如此，美国依旧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青睐的对象。分析过去数年中国海外并购的上千份案例不难看出，为了竞标成功，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在交易中，所报出的价格远高出目标公司市场价值的正常水平。然而，“高溢价”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交易的成功。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兼并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的计划以及2011年中国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技术公司兼并美国服务技术公司3Leaf的计划都失败了。2012年中国制造企业三一重工集团对美国俄勒冈州风力发电厂项目的“绿地投资”也遭遇了失败。

 

中国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公司所面对的一大障碍就是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所施行的限制条件，尤其是在高科技与可再生能源领域。评论者强调，CFIUS的审核过程不够透明，中国需要更为清晰的指导方针以了解何种情况可能会侵犯美国的国家安全。

 

另一重障碍是中国投资者的想法幼稚、经验缺乏，从而导致对美投资的失败。中国公司所面对的其他阻碍亦包括语言和文化障碍。

 

尽管事实上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正在投资美国，但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仍旧需要很长的入门时间。譬如对税收股权融资等美国投资和融资方法的不熟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营风险。

 

在近期和中期，缺乏经验的中国公司应该依靠外部顾问以寻求最好的专家意见，帮助自身适应美国体系。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收购或投资时不愿采用专业服务，而且中国企业总体上还未发展出聘请外部顾问的企业文化。但是，在一些极端困难的案例中，在美国当地有资源的专家能够进行市场研究，最小化投资风险并提供指导使中国公司能够以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提出资产收购或是启动投资。

 

这样可以削弱美国政府官员与民众对中国公司的不信任。正如一位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的高层官员指出，中国公司对于支付聘请费很是犹豫。这位官员解释称，中国公司在有需要时向其自身的关系网络寻求建议。然而，被这位官员称为“朋友”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在美国进行兼并与收购事务方面的专家，因而也未必能提供最为专业的建议。

 

除此以外，中国投资者应与美国相关政府机构以及地方团体保持沟通。中国公司应以透明且坦诚的方式积极地接触白宫、CFIUS官员以及工会并进行沟通。正确处理与公司投资目标地方一级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此外，中国公司需要避免激化与其他公司的合同投标战，且不能政治化这些投资交易。

 

采取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战略是长远之计。美国国会与私有利益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将不可避免地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拥有了强大的合作伙伴能够帮助中国公司抵消在美国环境下运营缺乏经验的问题以及美方的不信任。这都将有利于中国的投资者。

 

以中国万向集团对美国电池制造商A123资产的收购为例。部分由于对于万向集团意图的曲解，美国反对收购的游说者责难资产收购的敏感性质。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在《政客》(Politico)撰文，表示“万向/A123交易将会提供给受困的美国公司及其员工所需的生命线……并使他们可以继续在由日韩巨头主导的产业中进行美国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支持抵消了由反对声音引发的负面影响。

 

中国投资者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而CFIUS和其他美国条例规则都必然成为障碍。但是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国公司自身。中国公司需要了解并遵循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则，而且要通过开放、透明的战略方法说服美国监管者和大众。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加深投资联系将会有利于中美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