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会议（COP18/CMP8）如今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各国都在关注《京都议定书》的未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困难与挑战。在这篇新的《问与答》中，王韬向我们阐释了为何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不太可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意见分歧、世界经济乏力和国内政治局势都可能阻碍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取得重大进展。
1. 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可能取得什么重要成果？
第18次缔约方会议不太可能如2009年哥本哈根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那般戏剧化。与会国对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并没抱有太高的期望，各缔约方一致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落实去年在南非德班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诸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责任分担以及更高的减排目标等困难并富有争议性的议题，都不太会得到讨论。
对绝大部分的代表团而言，前往多哈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有效地结束《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这两个轨道下的谈判。其中，《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结束，而《长期合作行动》则致力于推动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外进一步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则是为新成立的《德班强化行动平台》轨道的谈判制定议程。 《德班强化行动平台》 需要在2015年前就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达成协议。
虽然人们对此次的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并未抱有过高期望，但仍存在一些可能阻碍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的棘手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关注重点可能会阻碍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的进展。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会希望尽快制定《德班平台》的谈判议程。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确保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及获得气候资金支持的具体计划。
2. 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可能的热门议题有哪些？
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最具争议性的一个议题可能是如何安排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气候资金支持。建立一个长期的资金机制将会是个持续不断的谈判过程。虽然不太可能得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必须要对继续进行资金支持的谈判做出合适的安排，以确保未来气候资金的谈判能够继续进行，而不是在转向德班平台谈判的过程中被丢弃了。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也将是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的关键议题。随着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和新西兰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欧盟及可能加入的澳大利亚将成为第二承诺期硕果仅存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使《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被进一步边缘化，特别是考虑到欧盟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2%。但是，如果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不能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产生有效的决议，发展中国家将很难对开启《德班平台》的谈判抱有足够信任和良好愿望。
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议题，例如《德班平台》议程的确定，以及南北之间关于平等与公平的持续辩论。
3. 资金问题为何会成为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此重要的议题？
作为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长期合作行动》轨道谈判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同意设立一个快速启动基金，在2009至2012年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在2020年前，并将逐渐增加为每年1000亿美元。而去年在德班会议上同意成立的绿色气候基金将负责管理这些资金支持，包括确定长期的资金来源及资金的分配机制。
如今，这笔快速启动基金即将到期，但还有部分资金尚未落实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该基金的初衷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额外的资金，但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发现发达国家只是在把原有的支持发展的资金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作为其快速启动基金承诺中的一部分。
由于2012年后这笔快速启动基金就要过期，而《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也将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结束，因此针对气候资金问题做出合理的安排十分重要。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没有对气候资金的交付落实问题进行合理的安排，他们将会从多哈空手而归，并被迫在新的《德班平台》轨道下从头开始重新就气候资金的问题进行谈判。对于这点，他们深感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可能将气候资金作为重要的谈判杠杆，除非得到合理解决，否则他们将拒绝启动关于《德班平台》议程的谈判。
但发达国家也同样也会将气候资金作为谈判杠杆。尽管仍处在经济危机中，欧盟还是希望利用气候资金的承诺推动《德班平台》的进程。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则由于其国内的政治情况，可能不会愿意将气候资金作为谈判的重点。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从而接受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然而，随着他们相继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将很难相信他们所谓的“灵活性”。
4. 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会获得什么进展？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以来，《京都议定书》是唯一在国际层面上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因此，其后续的国际条约十分重要。在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和新西兰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欧盟以及诸如挪威、瑞士等非欧盟国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在《德班平台》达成2020年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之前，独自挑起继续履行《京都议定书》的重担。国际社会期待欧盟继续领导并践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
保证《京都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承诺期之间没有断档十分重要。同时，为了确保目标顺利过渡，《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中规定的减排目标还需与《德班平台》下2020年之后的新目标相衔接。第一承诺期下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排放配额冗余也需要有合理的安排。
5. 主要经济体目前经历的经济困境和政治转型将如何影响此次大会？
因经济困境和政治转型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使许多政府更多将关注转移到国内事务而不是气候变化，例如失业问题和经济复苏。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未将气候变化议题放在竞选演说的重要位置，也正反映了如今许多国家国内气候政治的现状。
从这点看来，欧盟、挪威及其他国家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持续承诺值得赞许。对于那些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成员国来说，讨论气候资金可能有些困难。但如果没有欧盟强有力的领导，全球气候谈判的议程在多哈将举步维艰。
尽管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气候变化问题被边缘化了，但奥巴马总统的连任对气候变化问题来说仍然是个好消息。有人因此希望过去几年里美国代表团对气候变化谈判所采取的那种令人失望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尽管这些期望仍可能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僵局的延续而破灭。然而，如果奥巴马总统希望表现出他对于气候变化这一议题的严肃态度，他必须从多哈开始。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在经历经济的下滑。他们将密切关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进展，并在各国聚焦到《德班平台》之前积极地参与关闭《长期合作行动》轨道的谈判。这可能会使新兴经济体与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德班平台》谈判议程的欧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产生矛盾。双方需要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增进互信，以缓解这种冲突，确保各轨道的谈判都取得均衡的进展。
这就要求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在谈判桌上采取务实的策略，总结在《长期合作行动》平台中已取得的成果，从而决定在《德班平台》下应该讨论的内容。而中国是否能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对斡旋谈判起到建设性作用也值得拭目以待。
6. 其他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是否也可以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表达自己的诉求？
联合国平台为较小的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表达诉求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因为这些国家将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
在过去几年里，小岛国家联盟(AOSI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已经学会更有组织，更积极并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作为快速启动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的主要受资国，他们很可能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其在《长期合作行动》谈判中追求的成果而不懈努力。由巴西、南非、中国及印度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也将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各国也需要避免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过分纠结于本可通过其他谈判安排得以继续的议题，并由此延缓会议的总体进程。
其他发达国家也能为多哈谈判注入活力。澳大利亚最近宣布有条件地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包括将其自身的碳交易市场与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接轨。尽管面临煤炭和矿产行业的强力游说反对，澳大利亚政府仍坚持这一决定，这在经济发展成为许多政府首要考虑的今天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澳大利亚能否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上起到建设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此，作者衷心感谢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杨富强、绿色和平组织的李雁、创绿中心的李莉娜及其他专家在这份《问与答》的调研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