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着大量关键性问题，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家和国际观察者之间激烈的辩论：中国的失衡增长是一种优势还是劣势？中国能控制贸易顺差以缓解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吗？中国能迈向创新之路吗？如果可以，是否会创造新的紧张局势？
为回答上述问题，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圆桌讨论，卡内基的黄育川(Yukon Huang)担任本次讨论主讲，而清华—卡内基的韩磊(Paul Haenle)做开场发言。
中国的失衡增长
- 增长集中于东部地区：黄育川阐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集中发展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改革政策。这一发展策略旨在充分利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来吸引投资。
- 中国的财政限制：黄育川表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财政资源匮乏，而如增加赋税和动用省级基金这样的替代办法会被视作倒退。他指出通过控制利率和限制投资方式实现的“金融抑制”使储蓄从家庭转移到银行。
- 向沿海地区迁徙：黄育川指出，这种失衡的发展导致了大量劳动力从中国中西部流入东部沿海的工厂。这种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产率、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但同时也造就了东西部省份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政治紧张局势。
家庭消费
- 失衡的消费：自2001年以来，随着投资的增长和私人消费的下降，两者的关系出现反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在稳步下降。
- 并非如表面般糟糕：黄育川表示，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家庭消费下降看作是经济失衡增长的一个负面后果，但事实上，导致家庭消费下降的因素却对中国整体有积极作用。
- 消费增长与GDP增长：黄育川指出，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大大快于消费的增速，因此，家庭消费占GDP比重这个指标会导致人们对消费数量产生错觉。事实上，中国人均消费增速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制造型经济到创新型经济
- 制造：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将其加工和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加工制造型经济导致了贸易顺差的急剧飙升。
- 人民币升值：黄育川指出，过去几年里，人民币升值已经对严重依赖廉价中国制造的企业造成了不利影响。
- 更加重视创新：为了与美国等其他更为发达的经济体竞争，并应对制造业下降的挑战，中国将更加注重绿色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