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在迫使中国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中国政府从未正式采取这种外交姿态,仍然呼吁建立“协调、合作与稳定”的关系。事实上,在1949年之后的七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曾与任何大国进行过全面战略竞争。中国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内为生存而奋斗,随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专注于自身快速发展。对中国来说,现在势在必行的不仅是要解决具体纷争,还要广泛考虑几项通用原则,以指导其处理与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指导原则。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年7月指出的那样,“习近平外交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炼了与美国竞争的六项潜在原则,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经验这三个方面的各两项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尊重客观历史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平衡,注重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了解竞争对手,努力赢得朋友和外交伙伴,避免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节大磊
节大磊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尊重历史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之一。该原理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通过主观意志可以发挥个人能动性。客观规律是指至少在短期内限制人的选择并阻挡变化的结构性历史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2017年末以来,分别作为崛起中的国家和既有霸权国家的中国和美国易发生冲突的双边关系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客观规律。这一双边关系几乎每天都在趋于恶化。面对新冠疫情,中美双方完全缺乏合作并且互相尖锐指责,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国际关系观察人士对此也感到震惊。

关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轨迹,中美关系专家均持悲观态度,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异似乎是悲观程度的多与寡。当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首次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预测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时,因其观点在结构上过于强调不可抗力,并且构想自我应验的关系恶化的预言,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而现在,他的观点被更广泛地接受。

此外,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中美对抗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有所不同。观察家在几年前就注意到,相较于美苏竞争,美中关系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要高得多,缺乏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缺乏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然而另一方面,现在人们正在讨论“(经济)大脱钩”前景、竞争中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事态发展并非表明世界正无可避免地走向第二次冷战或其他更糟糕的结局,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正在变大。因此,中国必须面对新现实,认识到无论是政府换届、领袖之间牢固的个人关系还是避免沉迷于冷战思维的决策都无法轻易克服推动中美关系走向进一步对抗的力量。

虽然历史规律对设置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参数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发生。我们必须留有余地来考虑在历史因素的压力下国家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历史规律是无形的,中美双边关系是由很多实实在在的因素形塑的,如双方政治领袖的决策、中美两国企业进行的互利商业交易,以及(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每年跨越太平洋往来于两国之间的数百万旅行者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发挥人类能动性以改变历史规律的轨迹。

已故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批评了历史决定论,认为这种主张客观力量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是“不道德和怯懦的”。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这一时期时,他们也许的确会得出客观规律已经压倒了主观意志的结论,但对于实时经历历史的当代人来说,不能屈从于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这当然并非易事,但中美两国都必须在尊重历史规律潮流和施加起反作用的主观意志之间达成微妙平衡。简单来说,发挥主观意志意味着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有效传达自身意图,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并以审慎克制的方式管理竞争。

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中国崛起首先是一个经济成功故事。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成功的关键,因为这将决定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技术创新的先进国家,实现既定的民族复兴目标。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其持续打造一支能力更强的军队、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机构、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实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此外,在战略竞争中应该尽量发挥自身优势。中国的经济外交可能是中国最有用的外交手段。相比之下,保护中国核心利益所必须的军事力量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有用。就软实力而言,迄今为止,中国的努力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近年来,中国被指控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推行所谓的“锐实力”。与通过吸引力和说服行使软实力相反,批评人士认为锐实力由“隐蔽、强制或腐败”的影响力来源构成。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西方和亚太地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日益强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放弃发挥软实力,但经济外交可能的确是中国的优势。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力量比软实力更有效,比军事实力更通用。此外,积极动机应优先于强制影响力。简单的逻辑是,今天越多地使用强制影响力,明天具有的强制影响力就越少,因为其他人会被迫调整和降低脆弱性。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对抗以及新冠疫情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格局,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这些变化明显促使中方选择重新向满足自身需求平衡,而不是一味追求国际一体化,这一进程始于十多年前,新近宣布的“双循环”战略标志着这一进程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它强调更多由国内消费和创新驱动的“国内循环”或经济增长。这项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景将决定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的未来发展轨迹。此外,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竞争加剧,对中国而言,国防与民生之间经典的权衡取舍,也就是公共支出用于军事资产还是用于满足公民日常需求消费品,将会呈现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更大的挑战。

知己知彼

除了上述两项马克思主义原理外,中国战略人士还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看待竞争的一些洞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能是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最著名的论述。这一论述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忽略最明显的事实通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当然,中国和美国是竞争者或者说竞争对手,而不是直接敌人,但这一格言仍然适用。两国在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政治进程方面的巨大差异并非完全未知,但客观评估对方的战略目标、利益、优势和劣势依然是一项艰巨任务。

与两国之间的上述差异相比,情绪、追求、刻板印象或政治约束构成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对方的更大障碍。例如,妖魔化对手可能在心理上具有吸引力,但这样做会影响客观评估和理性政策制定,并最终损害自身战略利益。

还有两项因素使这一挑战更加复杂。首先,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这使得外界观察者相对容易筛选证据来支持许多不牢靠的结论,这取决于人们要描绘好的、坏的还是丑陋的美国。其次,中国的社交媒体容易出现与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同样的特征,即信息过载,虚假或未经验证的信息泛滥。这不仅是普通公民会遇到问题,甚至专家和分析人士有时由于未对信息进行复核或进一步调查而受到误导。

在战略竞争方面,中国应该了解关于美国的几件事。首先,了解竞争对手意味着了解竞争对手对自身行动的可能反应和战略后果。在采取行动后再看事态如何发展从战略上说是不明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但这种策略在战略上可能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使对手能够采取主动并决定竞争方式。

第二,中国应该避免高估美国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集中和协调程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这类错误推断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导致分析人士在分析其他国家时不必要地赋予了过多的集权、目的一致性和规划性特征。中美在决策程序上的差异加剧了这一问题。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将采取“全政府”甚至是“全社会”的方式与中国竞争,但中国不应忽视美国政治体系中内嵌的多重的分权和制衡。

第三,中国应该避免低估美国政府在全面动员后汇集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危机中都得到了体现。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以下言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警告,但也是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方面。1951年,凯南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民主美国比喻为“那些史前怪物之一......它躺在舒适的原始泥土中,对周遭环境毫不关心。它难以被激怒,实际上,你必须重击它的尾巴,以使它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正在被扰动;但是,一旦它了解了这一点,就会以盲目的决心四面出击,不仅摧毁了对手,而且严重破坏了自己原本的栖息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除了孙子外,历史上其他一些中国战略家的思想也值得参考。著名的儒家哲学家孟子曾经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强调了赢得朋友对事业的重要性。中国能否赢得朋友取决于其如何处理与亚太地区第三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盟友和朋友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二元秩序:即经济秩序以中国为中心,而安全秩序以美国为中心。

最近,由于中美竞争加剧,区域内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大国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影响,且因为此后可能不得不站队而感到烦恼。过去的经验,例如关于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引发的争论表明,只要存在适当环境和激励手段,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并非不可能支持中国提出的倡议。中国和美国未来都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支持,因为除了中美两国必须提供的任何诱导动机外,他国的决定将会基于复杂的战略考量。

可以肯定地说,其他国家对区域安全环境的信心和安全感越强,其对经济的重视就越高,相对于美国所展现出的自主性就越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意识到,随着国家实力增强,必须使其他国家消除对其长期意图的疑虑。多边主义是解决区域问题和消除较小国家疑虑的好方法。根据2014年对亚太地区战略人士的调查,有4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参加多边机构并与其他国家合作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而支持“中国中心”秩序和“美国中心”秩序选项的比例分别为17%和11%。从双边关系来讲,做出消除疑虑的保证意味着有时要为长期战略利益放弃短期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需要做出困难的战术妥协。

努力赢得朋友还触及了中国是否应寻求正式盟友的棘手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避免正式结盟,该政策近年演变为重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些中国战略人士呼吁中国正式结盟,但这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意见。的确,对中国来说,与他国正式结盟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因为此类协定实质上意味着为了更强的安全感和影响力而让渡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中国可以提供自身安全感,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施加影响力。降低自主权和灵活性可能会使中国陷入不必要的争端和冲突,并容易导致过度扩张。此外,在当今世界,各方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很难将各国框定在过于简单化的盟友和敌人模式中。

避免意识形态冲突

中国战略人士除了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外,中国过去七十年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许多可供思考材料。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美、对第三世界以及对中苏分裂后的苏联的外交政策包含了不少意识形态成分。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经常会扩展和放大冲突,招致其他国家的怀疑,并最终影响自身国家利益。即使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做煽动者,中国也应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意识形态冲突。

确实,特朗普政府开始以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术语来框定中美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印度太平洋地区正在发生自由和专制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在美中竞争的意识形态维度方面,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最近的措辞最为鲜明直白。蓬佩奥在一系列演讲中的言辞令人联想到冷战,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忽视每个国家“两个制度”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将中国施加的挑战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威权主义政权与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人民之间的挑战”,以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应该意识到避免意识形态冲突并不意味着能够在中美竞争中完全消除意识形态。实际上,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意识形态仍然是重要因素。首先,战略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影响力的竞赛,国家扩大影响力的方式有时取决于国家在国内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寻求影响力的过程可能会同时彰显某些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其次,在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间的权力相对转移具有国际示范效应。正如政治学家塞瓦·古尼茨基(Seva Gunitsky)指出的那样,不同政权类型的成败往往与意识形态相异的大国的突然兴衰同时出现。第三,在战略竞争时代,中美之间高度的相互关联性实际上使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加容易被感知。这三个因素表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将继续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最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最适合被概括为在战术上进攻及在战略上防御。自前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外交政策界出现了整体上的意识形态收缩,这一势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加速。米尔斯海默所说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奉行的“自由霸权”战略已趋近尾声。同时,由于相对衰落和国内政治痼疾,美国的自信心下降,对潜在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敏感度增加。

换句话说,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以体现美国典范,而是试图攻击中国的制度以消抵觉察到的意识形态威胁。这种方式上的改变最终可能是美国调动国内资源以保持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有用方法。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完善自身制度,避免过度反应或陷入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07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

国内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存在。毕竟,中国领导人将“改革”和“开放”这两部分合并为一个词组来定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时代并非偶然。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随后的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经济快速起飞奠定了基础,两者在时间上的紧密相连并非是纯粹巧合。

变化在于中国与外界的融合不断加深,其影响和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也大幅提高。这一双重趋势要求中国的内部发展战略要与外交战略保持一致和相互促进,但这也更具挑战性。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将成为何种力量,反之亦然。

中国正在准备打“持久战”(这是中国经常使用的隐喻,意味着要面对长期挑战),以应对中美竞争和全球化的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性。为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在效率与韧性之间达成微妙平衡。中国应侧重于维护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保持足够的自给自足能力,以减轻其他国家的不友好政策或全球经济潮起潮落造成的脆弱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长,很少有政策问题的影响仅限于国内,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产生意料之中或意想不到的战略结果,波及国境以外的遥远之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个完美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如何融合的。该倡议的成功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其工业能力,纠正地域经济失衡,使其能源供应路线多样化,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并扩大外交影响力。尽管外国观察人士往往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动机,但它首先是一项发展战略。顺便提一句,中国应该意识到战略意图与战略影响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即使中国没有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倡议仍会产生一些潜在战略影响,其他国家将据此作出反应。

结论

能够影响中国对美国采取行动的这六项建议并非详尽无遗,有些建议还可能适用于更广泛的中国外交。希望这些构想能够帮助中国崛起成为更强大、更受尊重的大国,同时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并避免直接冲突。

节大磊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