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双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责任和影响展开了密集而高烈度的舆论交锋。美国的西方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趁机参与到中美之间的舆论博弈当中。与过往相比,中国政府表现出更加硬朗的舆论斗争姿态,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关于对外宣传方式乃至于外交指导思想的争论。

一些学者对当前中国外交语言风格和中美舆论之争持含蓄的批评或保留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认为,强化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有助于阶段性地击退国内新冠肺炎疫病,但宣传中国体制优越性和中国抗疫引领者形象的对外投射,表现出“不够尊重世界在大疫情下骤然加剧了的复杂性,推进得未免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从而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中美在就病毒溯源问题上对抗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直接和变相批评他国政治制度都会引发或加剧意识形态的冲突,外交工作作为特殊的职业需要强化以理服人的外交风度。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评价指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媒体战,消耗了中国通过援助的实际行动所赢得的国际信誉和信用。外交学院施展教授发出了提醒,认为在当下关键时刻应有理性的声音站出来,千万不要逞一时口舌而误了大局。日本学者桒原响子预言,中国一改以软实力作为主要逻辑的公共外交,转向激进的舆论战,将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陈琪
陈琪是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及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他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美二轨对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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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故意抹黑和恶意指责,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多强调了保持建设性舆论环境的重要性。他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认为煽动种族主义和歧外仇外、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不仅严重破坏中美当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埋下猜疑甚至对抗的祸根,后果是将两国人民拖入险境甚至殃及全球。

也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外交风格和舆论宣传的改变持理解和支持态度。国际关系学院储殷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不遗余力抹黑中国的抗疫斗争,污名化中国与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他看来,与西方媒体和政客的好战和对抗相比,中国外交官的反击似乎是相当克制的,中国外交目前的表现仍然是防御性的。针对西方给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扣上的“战狼化”帽子,著名媒体人胡锡进主张,忍让和低调不会令美国既定的对华抹黑和舆论压制战略得到收敛,中国应捍卫自己的发言权和申辩权,戳穿西方舆论针对中国的种种谎言。

外交关系不仅仅体现了双方力量的相互客观作用,更表现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主观态度。当其中一方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另外一方也势必随之调整加以适应。如果原本双方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而现在一方却将另一方看成了最大的威胁,想方设法要遏制其发展崛起,那么另一方无论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得做出改变以保全自己,哪怕以前彼此是真朋友,更何况其实未必如此。

美国一些持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媒体和政客长期以来持续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并利用各个外交场合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抹黑打压。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肆意捏造无端指责,其核心目的就是遏阻中国的发展,迟滞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个战略企图已经是尽人皆知。在如此境况之下,中国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和舆论方略才能打消美国的战略疑虑呢?中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一直反复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原则,维持在原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然而,这并没有避免美国基于零和博弈思维以及国内政治极化的需要而不断对中国发难。显而易见,这是国运之争,即使在外交方面如何放低身段,表现得如何顺从柔软,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和效果。除非是中国如美国所愿,放弃高科技的研发、停止产业升级、停止国防现代化建设并让美国予取予求。但如此的委曲求全,民族复兴又从何谈起?

薛静
薛静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有论调暗示,今日中国不同昔日一穷二白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中国可能承受不了外部斗争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提升,反而成为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而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更加唯唯诺诺。倘若按此逻辑推论,作为世界最财大气粗的美国岂不是应到处点头哈腰,打躬作揖?“和气生财”固然不错,但如何能够实现“和”呢?中国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仅凭一个单纯的愿望根本无法确保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安然无恙,更不要说什么发展崛起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屈辱,一味妥协忍让真的能获得和平吗?当今世界有多少向往和平的国家,其国土被分裂,国家主权被践踏,民族尊严被侮辱,人民流离失所。可见,“和平”不是依靠施舍而得,凭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更无法赢得和平的发展环境。

如果说外交上的强硬态度导致某些企业在国外的业务受到阻力而遭受损失,那么不妨向深处想一想,即使因委屈退让而获得了商业机会,难道就不担心这些中国企业有朝一日鉴于今日中国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而遭到所在国家采取不合理的手段而无所顾忌地攫取商业利益,此时这些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利益不能代表一切,国家也不是公司,民族更不是一群聚在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应让实力自己说话而言语上不必锋芒毕露。这似乎很符合东方民族的思维习惯,但需要知道在西方的观念当中,把剑拿在手里和插在鞘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鞘里的剑再锋利,持剑的人不敢用就无异于没有剑。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就想当然地不认为你手里有剑,甚至认为你有剑也不敢用。

“软实力”并不意味着身段要“软”,而是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非理性”也并不意味着不是以理服人,更遑论丧失国际信誉。好好先生逆来顺受不应成为中国天生注定的国际形象。如果遭到抹黑和诽谤而不能澄清和还击,成就所谓的“大国风度”,那么大肆诽谤和无事实依据中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为新冠病毒源头的国家又是什么风度?

外交是政治的延伸,中国的外交是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目标。美国采取无理的对华态度,除了要压制中国之外,还有管理国内危机的目的。试想一下,如果对于美方的污蔑,中方一味招架退让,则美方将国内矛盾转嫁中国的政治企图就会顺利实现,通过污蔑中国而激发了民心士气,得手之后必然食髓知味而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反观中国,全民族团结一心,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才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如果在外交和舆论上遭受屈辱,千辛万苦凝聚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会因此丧失殆尽。此消彼长,损失可能无法用数字衡量。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中国固然重要,但对美国乃至世界同样重要。维护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不能天真地以为单方妥协就能求全。

4月份以来,国际上出现了要求中国对全球疫情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的论调。各种荒唐离奇的理由和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竭力炒作要中国割地赔款,甚至号称“新八国联军”。中国外交方面对此进行了充分有力的驳斥,在5月18日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展现了团结担当科学精神,挫败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独立调查”的图谋,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利益。面对中国的坚定立场,对方清楚地认识到根本没有任何趁火打劫的机会迫使中国就范,于是只能偃旗息鼓。如果只是一味招架和解释,表现出哪怕一点点怯懦和畏缩,都会让对方觉得有机可趁,必然导致更多势力蜂拥而上,期望对中国进行强取豪夺,这无疑将造成更加被动的局面。

任何抽象的政治外交原则都需要经过具体现实的衡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指导方针不断地进行调整,甚至出现过重大转折性的改变。这些调整和改变是根据国情和国际环境分析而做出的,最终目的需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富强。外交原则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高低,“实事求是”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自身和国际情态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只有认真研究分析新的现实环境,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对外政策。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冲击,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深刻指出,“全党同志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问题、做决策、推工作还是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这样的话,不仅跟不上时代、做不好工作,而且会贻误战机、耽误工作。与时俱进不要当口号喊,要真正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不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在美国加大对华竞争的态势下,一味地强调闷声发财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以为只要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消极的态度,尽量避免刺激美国的敏感神经,就可安稳地按照原有模式继续发展壮大,这种想法如果不是掩耳盗铃式的鸵鸟思维,也是对美国政客智商的侮辱。

当然,外交舆论强硬并不等同于好斗和挑衅。在实际的外交工作中,应该坚持行之有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原则。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都将面临比较严峻的外交环境,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的策略是将中美之争渲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淡化中国取得的现代治理成就,一方面争取美国内民众的支持,一方面拉拢其他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中国造成围堵态势。中国应重点阐释和宣传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福祉的重视和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改善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在对中国的政策态度上,不是所有西方国家和美国都是一致的,中国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

第三,美国势必继续在各个领域不断制造议题,对中国展开舆论战。中国如果仅仅是消极防御很容易陷入被动,需要掌握议题的设置权,适时主动出击。

本文最初发表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