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准备以应对大流行病,国际社会必须将公共卫生视为一项国家安全问题。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威胁着互联互通的世界各国。由于国际旅行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和速度,而边界关闭和检疫等措施影响了商业活动和行动自由。

冠状病毒爆发的政治经济后果难以预测。但有一个后果是明显的:它将导致政治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移。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强化民族主义,让一些国家更加关注自身利益。随着公众对长距离供应链的效力提出新的质疑,它还可能引发全球化势头的倒退。

陆洋
陆洋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的崛起对欧洲及南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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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军事问题仍然主导着我们对国家和全球安全问题的理解。当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安全战略时,他们预防战争的投入远超出防治传染病的投入。此次危机过后,国际社会必须完善应对流行病的规划,并将公共卫生视为重大安全关切。

全球准备不足

尽管各国目前在卫生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检测和发现传染病;以及世卫组织开展的联合研究项目——但现行的大流行病响应机制的效力有限。新冠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准备,而且也缺乏跨国协调应急措施的能力。

在提供公共卫生信息、进行风险监测、协调联合项目等以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并缓解相关影响方面,世卫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疫情出现时,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来减少传染病蔓延是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的。采取单边政策和分散行动来遏制流行病不仅损害了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物流难题,也阻碍了及时向有需要的人发放救济物资、商品和服务的渠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国家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扶持。

多年以来,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应对大流行病的战略准备计划。比如,欧盟制定了流行病防备计划,在一开始却未能及时采取与这场疫情规模相匹配的应对措施,表明地区和国际合作仍面临重大挑战。

合作的必要性

此类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面对新冠疫情,国家无论贫富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凝聚力、强化区域和国际协调。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被批评在行动中向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利益倾斜,但它仍是全球安全事务上最权威的机构,在国际安全合作上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今年早些时候,五大常任理事国均赞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召开领导人峰会的提议。此次峰会很可能于2020年9月在纽约召开。届时正值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期间,除军控和维和等常见议题之外,五国首脑将有机会讨论大流行病议题。

联合国安理会在参与协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确有先例。2014年,安理会通过了2177号决议,宣布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支持这种行动的主张更加强烈。

一个可喜的进展是,这场疫情为南亚各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3月15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召开了八国领导人视频会议,探讨该地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自2016年印巴边境发生乌里恐袭事件以来,该组织一直处于无所作为的尴尬境地。随后的几年里,印度在该地区试图孤立巴基斯坦,无视SAARC作为地区合作机制的职能。不过,最近的这次会议表明,印方的态度已发生转变,这个区域组织有可能复兴。SARRC提出设立新冠疫情抗击基金,并由其疾病管理中心协调该地区应对大流行病的工作。尽管此举的有效性和成员国共同响应的能力尚未得到证实,但可能会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合作契机

中文里的“危机”一词具有辩证意义:“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合在一起则意味着可以从困境中找到机会。乐观地看来,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安全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带来了契机。世界面临共同的威胁,而且对手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尝试新的安全合作方法,并从共同目标和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