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卫生组织3月中旬才宣布新冠病毒及其相关疾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爆发,但这一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不同于之前在东亚、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等局部地区暴发的SARS、MERS、埃博拉和寨卡病毒,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迅速蔓延至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诚然,2009年的H1N1禽流感也影响了大约70个国家,但其仅在北美地区达到紧急级别。

唐晓阳
唐晓阳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中方主任及驻会研究员。他重点研究中非关系,特别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中国对非洲实施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差异化援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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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演变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医疗专家和公众震惊,因为许多传统预防方法和合作机制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在国内的扩散,但在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反应相对迟缓的国家,疫情却日益严峻。自3月16日起,中国境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开始超过本土病例数;由于许多地方缺乏系统性检测设施,这一数据有可能被低估。

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缺乏协调一致的遏制措施。当前,保护和监测措施由各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而各国的实施标准及水平参差不齐。国家之间也不一定会合作。

比如,中国民众每次外出都须佩戴口罩,从外地返乡者均被要求隔离数周;但另一方面,成千上万有可能是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国际游客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他们或者是未经检测、或者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从而削弱了疫情控制的效果。尽管许多国家早在1月底即对前往中国的游客实行了限制,但50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却发现,本国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病例与中国并没有直接联系。

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是各国面临的另一艰巨挑战。中国囤积了充足的N95口罩和病毒检测试剂盒,而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医疗物资却严重不足,面对可能激增的病例束手无策。

前段时间,中国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而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注意力必须转向中国以外的、面临医疗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包括医疗用品短缺、医疗体系的脆弱以及无法进行大规模检疫。

国际医疗体系对疫情发展的响应速度不够快。面对这一流行病,当前的医疗合作机制已无法满足当前高度互联的世界的真实需求。基于各国的防护措施取决于各自的政策和资源,从全球来看,防护措施注定参差不齐,从而产生巨大漏洞,进一步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

尽管世卫组织会就国际关注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但其通常让各国自行实施防范预案。为应对新挑战——比如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医疗物资分配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开展的合作少之又少。事实证明,依靠常规措施(比如试图隔离个别国家)根本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未统一的标准已经引起社会和市场更大的恐慌。更糟糕的是,某些国家开始推卸责任,这只会分散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努力。

我们需要立刻改变这种状况,时不我待。

新冠病毒有可能产生变异,从而变得更致命,这一点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惨痛的教训。1918年爆发的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流感大流行一共出现了三轮疫情,最终导致数千万人丧生。其中第一轮的破坏力还不严重,但随后两轮疫情随着病毒的变异而变得更致命。

导致1918年这场流感大流行死亡人数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专业医护人员十分短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医护人员被派往前线。如今,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病毒有可能快速发生变异,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无视历史教训注定会重蹈覆辙,这一点不言而喻。

最容易受到新冠病毒攻击的不是防范周密的国家,而是毫无防备且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比如伊朗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出于全球利益考虑,我们应彻底并迅速地改变国际社会遏制新冠病毒的方式,以免造成未来的大流行。我们应协调各国的措施,建立整体的全球应对体系;尽快协调检测、监测和治疗措施;并重新考虑针对个别国家的隔离政策。

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隔离单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隔离像中国、欧洲或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心了;只有制定跨国一致的病毒应对政策,才会更好地保护国际社会。

世卫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应疏通医疗物资的跨国流通渠道,更有效地为物资分配提供指导。中国等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挺身而出,帮助其他国家遏制新冠病毒。

此外,中国的医用口罩、药物和医疗设备的产量几乎占全球产量的一半,这一巨大的制造能力急需共享。更加协调的国际合作也有助于恢复全球供应链,稳定世界经济。

从统计学角度分析,金融危机和制造业动荡对人类的危害可能比流行病本身更大。恐慌、疏忽、低效、浪费——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于人类的社会政治弱点,而非病毒。为了击退新冠病毒,我们必须(至少暂时地)降低这些障碍,以增强世界共同应对疫情的综合实力。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和死亡。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中美聚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