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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本报告前三章所讨论的技术和工业资源的管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也是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核计划的技术方向,还关系到中国将来在国际贸易和全球核治理方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能源安全

从一开始,从事中国核电事业的技术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有义务提供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决策者就被提醒,根据外国核计划的传统经验,除非中国开始进行闭式核燃料循环研究,否则中国的铀资源将耗尽。2007年,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大幅加快反应堆建设步伐的三年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指出,中国应进行从压水堆向快堆的根本转变,他们建议,到2050年快堆占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的80%。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科学家说,如果中国继续只依赖压水堆发电,六十年后,中国的铀需求将达世界铀资源一半。265

中国应该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可靠且不断增长的能源供应。随着中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约100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约7000美元,同期中国人均能源消耗也从600千克油当量增长到2000千克油当量。电力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1990年,中国消耗的电力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到2013年,中国的用电量已比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高25%,居世界首位。266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能源专家和媒体都把能源安全作为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他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的石油供应上,石油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0%。经过几十年的自给自足,中国现在是石油净进口国,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目前中国60%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一些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到75%左右。同样,中国天然气进口量也不断增长,中国对此也同样担忧。267

对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日益增加的依赖提高了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但这些燃料在中国几乎不用于发电。对电力行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按照传统的预计,中国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铀,才能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脱碳;而且,进入22世纪,铀将成为主要的电力燃料。正如化石燃料的情况一样,国内铀供应有限,中国预计在中短期内,将依靠外部资源来满足未来的大部分铀需求。

从中国核电计划开始,到2005年左右加快核电厂建设之前,中国的铀需求量一直与国内铀产量大体相同。2005年之后,中国的铀赤字(即年需求量超过开采和加工的量)稳步增长,2016年的需求量约为2600吨。268预计中国的铀需求量将继续稳步增长,在2020年可能达1.01万~1.2万吨,2030年达1.23万~1.62万吨,2035年达1.44万~1.62万吨。269中国希望通过三个渠道来满足需求:国内生产、海外资源和市场采购。国内生产量可能只满足最小份额的增长需求,更多的需要通过对外投资,开发海外铀资源,其中最大一部分可能要从公开市场购买。270在短期内,中国预计将从哈萨克斯坦和纳米比亚进口越来越多的铀。此外,中国公司还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并签订了合同。

考虑到未来铀需求不断增长,中国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储备铀。截至2015年,中国铀库存接近8.5万吨,相当于全球每年铀需求总量的140%,或者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年左右的需求量。271这也就是说,中国购买了世界市场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铀。272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将核电发电量扩大到150 GWe,并且所有的反应堆都使用新的铀燃料,273中国的铀需求量可能会增加到每年2.5万吨,根据国际工业组织世界核协会的数据,这相当于目前世界年产量(约6.2万吨)的40%。

世界铀产量能否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扩大,满足中国明显增长的铀需求?根据经合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全球铀市场的追踪调查,很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到2035年,全球核电不太可能实现高速增长,预计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达683 GWe,铀年需求量为10.5万吨,几乎是目前产量的两倍。他们认为,目前全球的资源基础“绰绰有余”,足以满足到2035年的需求。

如果中国的核电厂继续无限期地储存铀,以满足未来十年的需求,那么他们将需要积累约25万吨的铀库存,才能满足150 GWe的核电装机容量。这一库存量将是世界最低年产量的3倍多,足以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的到2035年全球核电增长的最低水平(装机容量418 GWe)的需要,或者说,可以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的核电高增长所需的世界铀年产量的两倍左右。这种积累速度还意味着,中国每年的铀购买量将是目前的两倍。

世界是否能生产出足够的铀来满足中国这样的库存,尚有待讨论。从中国政府和行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的铀安全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自主发展程度的看法。如果中国采取更宽松的国际核合作政策,中国“将从高库存战略转向放心的低库存”。274 其他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铀储备计划严格来说可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反应堆建设放缓的结果,以及是将经常账户盈余商品化的国家政策,以取代持有美国国债。不管怎样,如果最终中国的核电发展顺应国际潮流,铀储备将会下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铀进口的趋势线呈上升趋势,每年超过20亿美元,但到2016年可能已经稳定下来。275

据经合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如果2017年全球铀需求水平无限期保持不变,目前的全球铀资源将足以满足未来160年的需求。除此之外,如果“开发当前所有常规资源基础”,包括推测储量,“这个数字将扩大到240年以上”,但前提是“铀需求和市场价格显著提高”,刺激更多的铀勘探和资源开发。276 总而言之,从历史上看,铀勘探和铀生产的支出与传统铀资源基础的规模成正比,铀产业部门相信现在这个趋势仍将保持不变。这意味着,随着铀生产投资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铀资源将被开发出来。过去十年,中国是全球铀市场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这一地位将使中国具有市场影响力,使其能够在相对有利的商业条件下利用优势获取大量铀。

核武器核不扩散和核安保

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是该条约承认的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1964年首次引爆了核爆炸装置,比条约规定的1968年1月1日的最后期限提前了四年。

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五个有核武器国家中最后一个发展核电基础设施的国家。多年来,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各个机构都管理着中国核武器和核电相关事业的发展,许多行业公司(包括国有企业),都积极参与军用和民用核计划。

核能技术是一种军民两用技术:中国政府启动核电计划,部分是为了缩小中国军队的规模。今天,中国的核研发机构、行业企业、学院和大学培养的专家既可以为民用核企业工作,也可以受雇于军用核企业。随着中国在电力技术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拥有足够的核专家来管理和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资产。与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一样,中国在核材料生产、加工和管理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在先进的核燃料循环系统和后处理、铀浓缩和其他同位素分离技术方面的投资,都可能会间接和直接地有助于中国的核防御。

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一样,中国没有义务对任何核材料和核活动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277。然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中国有义务不向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必须与其他缔约国一样,保障核材料的安全,确保不会丢失、被盗或转移到中国以外,用于非和平目的。

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外,中国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签署了专门的双边协议,承担了与核不扩散和核安保有关的义务。签署这些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核合作,包括商业活动。这些双边协议规定,中国不得将外国提供的核设备、信息、材料或技术用于任何军事目的;促进双边核查;未经事先同意,不得将出口管制物品转让给第三方。这些协议可能包含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额外义务,可能对中国的核电和核燃料循环发展产生影响。278

法国政府在跨部门审议阿海珐集团向中国出售后处理厂的申请时,考虑到了该项业务可能带来的核扩散风险。据参与审议的人士说,审议的结论是阿海珐集团不应向中国出口使用PUREX技术的后处理厂;工厂设施不应建立在酒泉404工厂等军事基地;应对该设施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279欧洲委员会已进行预先准备,对阿海珐集团在中国建造的后处理厂的设计进行保障监督。

尽管通过发展后处理技术,中国可能会获得一些知识和经验,有助于中国的核防御,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在2016年告诉笔者,如果不对后处理厂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美国并不担心中国会用阿海珐集团提供给中国的后处理技术或设备,为中国核武器计划生产钚燃料。280美国在2015年续签与中国和平核合作的双边协议时,也表明了同样观点。美国同意了一项新条款,规定中国可以提前获得批准,在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情况下在中国开展美国的乏燃料后处理业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要求中国不要对中国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而且据欧洲同行说,他们还要求法国终止与中国进行的关于出售阿海珐后处理厂的双边谈判。281一些美国官员声称,中国对核反应堆乏燃料进行后处理,会鼓励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从乏燃料中分离钚。282

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中国对核电反应堆乏燃料进行后处理,是否会引发一场区域性的“钚竞争”。日本和韩国的燃料循环发展政策与中国类似,只是时间更长。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核活动已促使日本或韩国就核燃料循环的未来发展做出决定。日本从1977年开始对核电反应堆乏燃料进行后处理,而且1989年阿海珐集团开始在日本建造一座大型后处理厂。韩国在1997年启动了一项高温处理技术的研发项目,从反应堆乏燃料中回收利用核材料。自启动核武器计划以来,中国并没有利用核电事业为核防御提供核爆炸材料。

将来,中国可能会超越其他先进核国家,有效地利用快堆、后处理、核燃料回收等技术,实现工业化的闭式核燃料循环。这样的话,全球核电态势可能就需重新评估,敏感技术研发和其他核活动可能就会重新兴起,从而导致对核扩散的担忧加剧,包括拥有先进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国家向没有这些技术的国家转让核产品,以及一些国家可能的防范行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核供应国集团由48个国家组成,负责监管全球核贸易。核供应国集团指导方针中包括的具体条款,要求成员国必须限制敏感核燃料循环技术的转让。

如果中国开始工业规模的核燃料循环研发,管理大量的钚就是一项物流难题,由此会加剧对核安保的担忧。这些因素已经在中国的决策中有所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核专家曾设想在中国西部偏远地区建造一座工业规模的后处理厂,此前那里已经在进行敏感的国防核活动。最近,中国的观点发生了变化。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再加上对中国西部分裂主义暴力活动的担忧,中国政府开始系统评估核材料运输所面临的恐怖威胁。今天,考虑到大量核燃料在沿海核电厂和内陆偏远处理厂之间的往返运输面临的物流和安保方面的挑战,中国正考虑在离核电厂较近的几个地点之一进行乏燃料后处理。

与其他先进核电计划相比,关于中国境内核材料运输的公开信息很少,因此,对于未来规模更大的核电计划和更复杂的核燃料循环可能带来的安保挑战,观察人士很难做出评估。中国的国外铀供应商表示,他们没有得到直接信息,不知道一旦中国接手铀监管,铀将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以及是否被交付给指定的最终用户;他们还说,并非中国进口的所有铀都要遵守和平利用承诺。283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并已采取进一步行动,保障民用核计划的核材料安保。284中国政府宣称,包括在核安全峰会上也表示,正在减少核安保风险,中国的行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中国计划推行工业规模的快堆和钚回收利用项目,所需的安保投资将远远超过中国政府目前保障低浓铀和未经后处理的乏燃料所需的投资。像其他已部署后处理厂和快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核武器国家一样,中国应能够为闭式核燃料循环提供充分的实物保护和其他核安保措施,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固化敏感核材料,并尽量减少移动。核材料在中国境内分布得越广,在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接触到的人越多,被盗用的风险就越大。

战略技术政策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革,目标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赶上工业化国家。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一直把核能视为发展的关键领域。中国越富裕,政府在核电领域的投资就越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将先进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处理设施列为重点战略投资目标。

198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鼓励军事技术民用化,核能被定为一项“重要”或“关键”技术。政府决定开发一种快堆,即后来的中国实验快堆。二十年后,温家宝决定加快核建设,与此同时,中国颁布了一项为期十五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实际上是重新包装了“863”计划。该计划包括三个“巨大的核项目”——开发先进的压水堆、高温气冷反应堆和一个“大型商业乏燃料后处理示范项目,以实现闭式燃料循环”。285

与此同时,政府设立了一项基础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即“973”计划,为25万名科学家提供服务。2000年,该项目开始资助加速器驱动系统研究,2007年又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资金,用于乏燃料材料的分离和嬗变研究。“973”计划还资助了两种超临界水冷概念反应堆:一个是八家研究机构、大学和行业公司参与的混合能谱反应堆设计;另一个是1000 MWe反应堆的设计。286

2005年,中国政府还为为期十五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计划》起草了具体的研究和发展指示。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宣布政府对包括CAP-1400压水堆在内的大型压水堆项目和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开发的“华龙一号”压水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CAP-1400压水堆是中国在AP1000的基础上自主研发的压水堆。AP1000反应堆是由西屋公司设计,2008年开始在中国建造。该计划还包括为高温气冷反应堆和快堆研发提供资金。这个还指示强调,在本世纪20年代,“压水堆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反应堆,但不是唯一的反应堆类型”。287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对核技术的支持工作就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中国科学院既是核研究项目的学术机构,也是智库、组织者和资助者。2011年,中国科学院承接了“973”计划中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项目,其中包括5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分离和嬗变技术示范项目的第一阶段研究。分离和嬗变技术示范项目计划分三期,计划2032年完成。中国科学院还主持铅冷反应堆的研究,并且于2011年负责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一个长期计划,开发钍基熔盐反应堆。

但是,向大型核科学项目投资是一回事,而能否取得成功是另一回事。中国实验快堆遇到的问题表明,政府对快堆开发的承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前后不一。2016年,政府决定停止在石岛湾部署系列高温气冷反应堆的计划。政府认为,高温气冷反应堆技术商业化,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电力企业的经济需求,而这些发电企业将来才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者。

2015年,政府要求中国科学院对闭式燃料循环的研发情况进行评估,结果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这项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理想主义者预测,中国能够实现闭式燃料循环,但中国科学院的结论是,中国在后处理发展方面“落后印度二十五年”;缺乏开展后处理示范项目的“统一领导”;分散和不协调的乏燃料库存管理不利于项目发展;未能培养出一批专家骨干,尤其是年轻的专家。中国拥有这方面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人分散在中核集团的各个部门、军事组织和大学。与工业部门相比,中国研究机构专家的薪酬也不尽人意。288

毛泽东时代之后,提倡现代化改革的人就曾讨论过,中国的核发展是应该依赖自主研发的技术,还是依靠与国外合作。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的确,中国非常成功地掌握了外国公司转让给中国的压水堆技术,但是现在,中国的核电发展方针则是在行业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创新发展先进技术,并实现部署。特别是,政府制定的研发项目的目标是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支持中国的进口替代政策。因此,中国科学院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要求政府“主持召开国家级科学研讨会,讨论从外国公司购买昂贵的后处理设施的可行性”,并考虑“整体技术引进的策略”。289

中国发布的2006—2020年核能研发计划强调“自主创新”,这使得一些专家认定,“提倡加强自主研发的战略科技政策的人显然占了上风”。290但是,随着该计划接近尾声,人们开始怀疑中国能否自上而下地在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核创新,并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商业化。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许多年,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受到指令型经济体制的制约,研发工作与生产功能分离,缺乏科技创新。291最近几年,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国家要求研发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更多地注重国家资助项目的实际研究成果。不只中国科学院一家研究机构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们指出了一些国家指导的、高度集中的研发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项目启动和设计方面”。292尤其是,对于没有经过工业应用验证的技术,项目风险难以预测,而且在某些领域,可能高于已部署技术的风险。如果决策者要求中国的未来核发展更多地建立在这种技术上,不能确定越来越公司化的核企业,是否会简单地执行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发展策略,除非他们确信政府会替他们承担成本和风险。但中国“新常态”(包括债务上升和增长放缓)的现实表明,未来几年,国有企业可能无法指望中国政府承担企业管理失败的风险。

这些问题现在正困扰着制定研发规划的官员。2020年,为期十五年的技术规划蓝图即将走到终点,中国正期待着那些规划者指出一条未来核发展的道路。在此之前,习主席已经下令,中国将成立一个新整合的组织,取代现有的研发计划,特别是“863”和“973”计划,“统一对重大项目进行规划和评估”。这个组织将通过五个渠道管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其中一个将负责核技术的研发。293

核安全

多年来,在中国核能发展的过程中,核安全问题一直不是政府和行业决策的关键考虑因素。美国三哩岛核电厂发生的严重事故使国际核电厂发展一度受挫,但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建成了第一座核电厂“秦山一号”。同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也没有阻止中国继续部署基于苏联设计的核电技术。

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三座反应堆熔毁时,中国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中国政府立即意识到这会对中国核计划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曾想当然地认为,日本能够防止或有效减少日本核电厂发生核事故,并确保不会发生严重的堆芯损坏事故,造成场外影响。日本是世界上技术设备最先进、经验最丰富的核电国家之一,但也没能防止核事故。那么,中国的经验远不如日本,是否更容易发生严重事故,包括治理缺陷导致的核事故?中国的领导人立即对此产生了疑问。中国的核安全文化可能潜藏着未知的弱点,这个预测可能大大震惊了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因为仅仅几年之前,他们曾下令加大中国核电发展,目标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的时候)建设比日本多3~4倍的核电厂。

福岛核事故发生几周后,国务院下令进行核安全审查,暂停新核电厂的建设,然后将政府2020年的核电装机容量目标从70 GWe降至58 GWe,只允许新建30座反应堆。294工业界和研发机构曾预计,中国将在2050年前将核电发电量扩大到400 GWe~500 GWe。但从福岛核事故后,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不再想当然地相信他们。2012年,中国业界和政府官员公开警告称,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中国预期将无限期强行扩大核电生产,这一风险太大。也就在这一年,核安全问题开始出现在中国政府的核规划宣传中。“稳健发展,安全发展”成为中国的官方口号。295在有些情况下,中国非核工业出现的事故也促使中国进行核安全检查,因为他们从侧面暴露了中国的安全文化确实存在令人遗憾的缺陷。296

中国曾选出了15个内陆地区作为未来核电厂的场址。但是,福岛核事故后,批评人士对选址的合理性提出了担忧。为此,中国政府直接作出政策回应,至少在2020年之前,不会批准在上述地区任何一处建设核反应堆。中国主要担心,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会导致河流和地下水的污染。国家核安全局的技术支持组织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由于缺乏基准,这一问题可能难以决断。中国核工业协会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曾劝说政府在上述地区建造核电厂,但后来他们承认,一些提议的内陆场址目前缺乏基础设施和资源。一些中国工业专家说,他们主张在内陆地区只建设新型反应堆,这种反应堆比中国大多数压水堆更安全。在政府机构的内部讨论中,支持用这种新型反应堆替代压水堆的人士声称,这种堆型的设计本质上比压水堆更安全。如果让几乎不了解核问题的公众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产生误导和反作用。

本世纪初,外国政府和行业公司也曾质疑,中国的核监管和安全机制是否能跟上中国政府反应堆建设加快的步伐。201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中国核监管体系进行了同行评审,敦促中国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和人员,确保核政策和法规“跟上中国核计划的发展步伐”。297当时,西方国家政府认为国家核安全局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强制实施有关设备和工艺的质量标准,因为它在人员、资金和影响力方面远不如国有核企业。298外国核监管机构一致认为,如果国家核安全局没有与中国工业发展相匹配的监查能力,中国核电厂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总而言之,中国的核电计划仍在不断扩大,但目前面临的最大核安全挑战是必须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建立强有力的核安全文化,从规划蓝图到反应堆运行。这一挑战十分严峻。比如,2015年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对一系列核电反应堆的调查报告指出,反应堆关键安全设备在设计、生产、材料以及焊接检查监督方面存在缺陷(包括压力边界),这些缺陷表明,如果中国计划在今后二十多年间每年新建数座反应堆,那么就必须全面深入地培养中国的核安全文化。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确认并记录了这些失败原因:监督薄弱、生产缺陷、设备测试不全面、质量保证不健全、检验结果分析欠缺、缺乏工艺管控、人员技术水平不足、未能对照设计规范对已安装的设备进行检查、未能给厂区一线作业人员提供最新的设计数据、缺乏经验反馈等。299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提高了国家核安全局的权利职能,并确保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六年后即201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到中国进行同行评审,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的进步。中国大部分核电行业都是建立在外国提供的技术之上的,中国采纳了这些国家在核电方面的安全法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还表示,中国正在努力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基本安全规则。300尽管国家核安全局指出中国核电厂在某些特定领域存在系统的安全文化问题,但迄今为止从未报道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核安全等级(0~7级)二级或以上的核事件。这表明,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核电国家不同,中国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核安全问题。

2013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国家核安全局支持对中国民用核电计划建立法律监管。3012017年9月,这一法律生效。302外国安全专家告诉笔者,在此之前,他们发现国家核安全局曾出于安全原因成功干预并阻止颁发许可证,并阻止核电厂运营。只有有效立法并得到实施,中国的核监管体制才能免受到自上而下、武断的政治和行政上的制约。

201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评审员敦促中国加快制定政策,更好地规范核废物管理和燃料循环;2016年,他们重新提出了这一建议。外国政府资料显示,中国已计划投入大量资金,为未来核燃料循环培养大量人力资源,涉及的领域包括培训、安全和监管。

一些外国专家曾担心,特别是在中国核电发展的前二十年,中国实行依靠不同的外国技术、发展“精品”核电厂这种渐进式核电发展战略,会让缺乏经验和人手不足的监管机构不堪重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开始只专注一种压水堆设计,目标是最终实现核电计划标准化。预计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建造的大部分核电厂将采用少数几种非常熟悉的技术,包括政府下令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联合开发的“华龙一号”压水堆。“华龙一号”也许是西屋公司设计的AP1000压水堆的中国版本,只是规模更大。但是,如果中国要推进工业化的闭式燃料循环和快堆,那么国家核安全局将需要专业知识来许可和监管这些设施和活动。因此,同行评审员建议,中国在制定未来核燃料循环产业中心计划的同时,应培养燃料循环监管专业技能。

质量保证和监管能力问题也很重要,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将核电计划扩大到远远超过100 GWe的水平,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实行核安全标准化将减轻中国的监管负担,但中国使用一种设计建造的核电厂越多,它就越需要防范系统和设备出现共因故障,导致多台机组可能出现耗资巨大的重要安全问题。法国的核电计划出现过这些问题,共同的特点是许多电厂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中国安全专家目前正在研究如何筛选出共因故障,并查找设计漏洞。3032016年国家核安全局的报告表明,中国专家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核电计划已经开始出现共因问题。304

另一个更难解决的设备问题是假冒伪劣部件。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首次由外国政府向国家核安全局提出。这些国家的核工业正与中国的核企业合作,他们对腐败问题和缺乏质量保证感到担忧。一座核电厂平均包含大约3000个核标准级阀门、250个泵、70.8千米长的管道、482.8千米长的电缆和9万个电子元件。305考虑到中国对这些普通的工业产品成品缺乏有力的质量保证制度,公司和监管人员必须杜绝使用伪劣、不合格甚至假冒的设备,避免引起或促成重大安全事故。近年来,国家核安全局曾发现核电厂在安装时使用了假冒部件。306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个制度,很有可能会导致事故,因为中国的一座现代核电厂的设备来自大约5000家不同的供应商。中国是一个工业安全既往表现欠佳的国家,加上政府鼓励本土技术输入,而制造业又靠低成本赢得竞争优势,因此保证不断扩大核电计划的安全,这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困难。

中国核电计划的持续扩张,迫使决策者建立核安全能力和效率的考核标准。如果中国在2050年及以后建造数百座核反应堆,监管机构和政治领导人可能必须根据对中国核安全能力的评估,判断国家能承担多大的安全风险,以及建设多少座核电厂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安全风险。

核出口与国际核贸易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启动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长期计划,其中包括与几十个国家开展双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并鼓励美国核领域公司向美国政府的外国伙伴出售核产品。“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是美国政府牵制共产主义和对抗苏联影响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更概括地说,它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而且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称,通过外交和商业手段,通过传播核技术,“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307

这个计划给美国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益。“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兑现了它的承诺,“让潜在的受益者对美国的技术感兴趣”。308美国核工业供应商在三十年间向50多个国家出口了核反应堆和足够多的核产品。现在,全球450座核反应堆中,大约有四分之三采用的技术最初是由美国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发明并申请专利的。美国工业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建立的合作和商业关系为美国政府打开了一扇窗,让美国政府得以了解盟国和其他受益于美国技术、设备和核材料的政府的战略决策。通过这些关系,整个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建立了核不扩散、核贸易、核安全和核安保等多边协议。美国极大地影响了所有这些领域全球准则的形成。

今后的几十年,中国可能在国际核贸易等一些关键领域,承担起全球核领导的责任。随着中国核发展步伐加快,中国政府积极要求外国公司和政府将核反应堆、燃料生产和工程服务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同时严格执行基于进口替代和中国技术零和置换外国技术的国民经济发展政策。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核集团向当时唯一的外国核反应堆客户巴基斯坦出口核反应堆,并宣布中国拥有该反应堆的知识产权,美国和法国的官员及其行业公司似乎对这一说法感到不满。309然而,就像上个世纪的法国和日本一样,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外国对核反应堆出口自由的限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向外国客户提供中国品牌的核设备,包括核电厂交钥匙工程。中国竭力获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曾导致美国指控中国军方人员和公司员工从事间谍活动。310

本世纪10年代末,或许今后几年,中国摆脱外国对反应堆出口限制的关键,很可能是“华龙一号”反应堆(也被称为HPR-1000)。“华龙一号”是中国政府下令中广核集团和中核集团合作建造、并将在海外销售的压水堆,设计基于两种过去国外技术的压水堆型号,结合了中国最新的工程改进。中国现在宣称拥有这种反应堆“完全独立”的知识产权。311作为全面双边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在本世纪20年代在英国建造“华龙一号”。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将其出口到其他国家。312

除了与英国的这项引人注目的核电厂销售协议外,中国还与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伊朗、约旦、肯尼亚、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缔结了核合作协议。由于必须满足技术许可要求,中国向拥有先进核电计划的国家出口核产品可能会受到阻碍,但中国供应商具有低利率贷款的优势。总之,中国不断增长的核技术储备使中国供应商可以建立起稳固的供应链,并开发出可以迅速应用于新项目的专业技术。与中国相反,过去二十年,美国和欧洲核电公司的专业技能已经丧失;由于工期长期延误和成本的大幅超支,他们在中国以外国家的核电厂建设项目已经被迫停止。中国正在建设的核电厂的隔夜价约为3500美元/千瓦时,而欧洲约为5500美元/千瓦时。分析人士预计,今后几十年,相对于西方竞争对手,中国工业仍将保持这一竞争优势。313与此同时,由于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缺乏业务、能力丧失以及金融和电力行业解除管制后核项目风险增加,西屋公司和阿海珐集团这两家西方核工业巨头也因财务危机陷入困境。

中国企业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发展建造核电厂的能力。今后几年,这些企业可能会受到“新常态”的考验。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如果中国新建核电厂的增长速度低于十年前的预期,那么中国的核出口将会按照习近平制定的规划,出售更多高价值资本产品,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电力系统、交通线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战略性出口为支撑,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传播到东南欧、东南亚和中亚以及更广阔的中东地区。314

相比最终投资造价昂贵的国内先进反应堆和闭式燃料循环基础设施,出口压水堆也会减轻中国核企业的负担。通过核出口,中国也可能会尝试建设一个地区性核燃料循环体系,以中国为支点,通过在海外建造核电厂并向其出租铀燃料,回收乏燃料,并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获得国内反应堆生产所需的燃料。如果这个体系能够发挥作用,不受到严格的法律和物流瓶颈,或者没有遇到技术难题和政治反对,作为核燃料供应的担保人和保管人,特别是如果中国同意保留后处理产生的乏燃料废物,中国在该体系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力将会提高。早在2006年,中国官员就考虑过在准备引入核电技术的周边国家中,建立这种体系的方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周边国家还没有建造核电厂的坚定计划,他们也越来越担心,在中国旁边他们的行动自由是否有保障。因此,本世纪的前十年,该方案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就算今后几年中国有理由这样做,前面的道路也很艰难: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以及中国与德国工业之间,关于在中国领土贮存或处理外国核废物或乏燃料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很棘手,部分是因为中国认为自身具有更大的优势。315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已部署核电技术的国家,成功地出口了核电厂。中国必须克服巨大的挑战是巨大的,包括监督、质量控制、错误纠正、安全文化领导、符合国际标准以及假冒设备问题。如果外国核项目的时间进度难以保证,那么中国承包商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走捷径。

公众接受度和政策风险

中国的核能计划是由中央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牢牢管控的,负责资金、组织、监督、管理、高层领导任命、技术开发和选择、投资以及与国外的所有联系。与其他先进的核电计划相比,中国领导人在更大程度上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核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涉及政府内既得利益部门、行政管理和规划部门、国有企业、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官方学术和科学组织以及军队。在中国几乎所有涉及核电的历史中,坦率地说,人民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也没有人问过他们有什么意见。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启动核电建设时,民众曾签名请愿,反对核电建设。中国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并逮捕了抗议者。316自那以后,中国没有披露过任何重大的核安全事件或事故,在多年的核电建设过程中,中国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核动荡。随着中国空气质量恶化,政府认为,扩大核电生产能够减少污染。特别是在生活富裕、信息密集的东部沿海城市地区,附近的核电厂正在取代燃煤发电机组,中国城市居民似乎普遍认同这一观点,但也倾向于限制当地核电能力的扩大。317

福岛核事故和全球化在中国的持续影响,渐渐改变了中国民众对核电相对平和的态度。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民众似乎对核电发展有了不同的看法,也更愿意介入核电设施的选址。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国城市出现了因为辐射恐慌导致抢购碘盐的热潮,中国当局不得不立即平息这种恐慌。318 2013年,江门市政府宣布将在江门建造核燃料处理综合设施,随后该市爆发了抗议活动。该设施本来计划在2020年前完工,规模足以提供中国核电厂所需浓缩铀燃料的一半。为此,中国国有核电企业可能会选择在其他地方建造燃料加工工厂。2016年8月,江苏省连云港市宣布该市为阿海珐集团后处理厂的落脚地,遭到示威者的强烈反对。据中国媒体称,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319

据中国和西方政府官员称,这两起抗议活动都是在省级和地方城市的领导与中国政府和核工业关起门来,就项目审批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发生的。抗议者称,当局没有事先通知公众这些项目,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评论或参与决策。在这两起事件中,一些抗议者都提到要求了解福岛核事故后的辐射和环境危险,并对其表示担忧。

虽然中国公众对核电风险的看法总体来说可能不会改变,但公众的接受程度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中国核电计划的未来至关重要。首先,中国核电能否持续扩大,直接取决于能否在众多提议的内陆地区建设核电厂。从2006年开始政府计划加快核电发展,曾要求在这些地区建设核电设施,但由于安全和环境方面的反对,计划一直被推迟,而且至少要到2020年。同时,中国允许在指定的内陆地区进行一些“授权准备”的工作,希望以就业和投资这些利益来说服当地群众支持“十四五”规划中的建设项目的政治审批。其次,如果中国公众了解投资核电厂与投资核材料处理厂会产生不同影响,一方面可为当地群众带来有价值的电力和福利,另一方面关系到放射性废物且存在风险,这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实现闭式核燃料循环的雄心。中国领导人普遍意识到这一潜在挑战:日本核事故发生一年后,国家发改委在规划过程中引入了风险评估机制,用来评估未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相关社会和政治风险。320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反对核电建设的地区可能集中在农村,而不是相对富裕、信息和基础设施密集的城市。对辐射的恐惧在中国农村地区可能很普遍,当地居民怀疑国家会动用土地征用权来损害他们的利益。相反,中国城市居民则希望通过核电来净化空气。如果国家电网将来利用超高压线路将偏远地区产生的核电输送到大城市,偏远地区的居民可能会反对,认为他们承担了所有核电设施的风险,而富裕的城市居民却坐享其成。日本的核电厂建设也因为这些原因遭到过反对。321中国曾就是否应该在内陆地区修建核电厂展开过讨论。沿海地区的居民抱怨说,没有办法在现有场址增加反应堆,“因为我们已经生产了太多的核电”。322

2017年8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称,“只有40%的中国公众支持核电的发展”。323如果真是这样,中国需要改变公众对核能发展的怀疑或反对态度,中国政府就必须采取敏感和积极政治措施。2014年和2015年,笔者参加了有关中国核电公众接受度的讨论,外国行业高管和监管机构曾微妙地提出,他们担忧内陆核电场址的风险状况与沿海场址不同,一些中国专家对此进行了驳斥。他们还指责香港的反华政治,导致2013年中国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反对核电厂建设的抗议。324 2015年卡内基研讨会期间,中国专家解释说,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半干旱的内陆压水堆场址基础设施薄弱,安全论证可能要面临技术挑战。他们又说,中国的行业和监管机构将应对更大的难题,他们必须向公众解释剩余风险概念,因为公众对核问题知之甚少,而且公众只“期望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325

战略要点

在中国核计划发展的进程中,除了技术选择和经济问题外,中国还必须考虑许多问题。

•     能源安全:中国预计,中国的核电生产将持续数百年。为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必须实现闭式核燃料循环,确保燃料不会耗尽。由于铀耗尽的时间越来越近,中国必须评估全球铀市场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     核武器、核不扩散与核安保: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世界核不扩散与核安保体系之内。部署更多先进技术,将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责任更大,地位更高。中国被外界视为极简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中国要承担全球领导的角色,就必须做出更多的承诺。中国是有核武器国家,未来对闭式燃料循环相关技术的投资,也可能被认为有利于中国的核防御。

•     科学与技术政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中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公司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是否会成为先进核技术转型的世界领导者,仍有待观察。

•     核安全: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历史上薄弱的工业安全文化,以及核电增长使监管能力负担加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推广核安全文化,中国的核反应堆越多,风险更大。

•     核出口:经过几十年积极的知识产权和进口替代政策,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核设备和核服务的主要供应商。虽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担当全球核规则制定的领导者,但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     公众接受度和政治风险:福岛核事故可能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赋予监管机构权力;强化风险规避;在信息透明、公平和中央与地方决策权等方面,官民政治关系紧张加剧。

注释

265 徐銤,“中国快堆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工程科学》,5卷,第4期(2007年12月):第76-83页。

266 许一忠,《电力之弦: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政治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25–7。

267 张弛,《中国能源外交的国内动力》(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2016年),90–8。

268 经合组织核能署和国际原子能机构,《2016年铀动态:资源,产量及需求》(巴黎:经合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2017年),第207页,https://www.oecd-nea.org/ndd/pubs/2016/7301-uranium-2016.pdf,207。经合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6—2017年把这些估算称为“预计算”。行业分析师在2018年2月告诉作者,2000年中国的需求可能会低于10100吨铀,经合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给出的2035年低估值,是针对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约80 Gwe的水平而估算的。这个水平表示,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核电产能扩张的速度明显减少。另外,经合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中国2020年的铀需求在6400~9680吨铀之间(同上,第99页)。

269 同上。

270 Tamara Patton Schell,“中国铀治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学院和丹麦国际研究所,2014年,http://pure.diis.dk/ws/files/104212/DIIS_ Report_2014_3_final1703web_pdf.pdf,第9页。

271 经合组织核能署/国际原子能机构,《2016年的铀动态》,第120页。

272 Ian Hiscock,“丝绸之路黄饼贸易及其对中国库存的影响”,CRU国际有限公司,2016年2月18日,https://www.crugroup.com/knowledge-and-insights/insights/silk-road-yellowcake- trade-and-its-impact-on-chinese-stockpiles/。

273 同上。

274 同上。这些分析师预测,中国可能会继续大举增加库存,直到2005年左右,然后开始减少。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可能会保存三年的需求,这是美国、欧洲和亚太其他地区目前的水平。

275 Kevin Pang,“2015年中国的黄饼进口下降了10%”,《核情报周刊》,2016年1月9日,第4页。

276 经合组织核能署/国际原子能机构,《2016年的铀动态》。

277 根据《欧洲原子条约》,法国和英国有义务实施欧洲原子保障措施;原则上,条约成员国家的所有核材料都由欧洲委员会保管。

278 所有这些条件都包括在当前的中美民用核合作双边协议中:“中美核合作协议综述”,外交事务委员会联合听证会,美国众议院,第114次国会,2015年7月16日,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50716/103718/HHRG-114-FA05-Transcript-20150716.pdf

279 作者与欧盟和法国官员的谈话记录,2010年。这些资料给出了法国和阿海珐集团不向中国提供PUREX流程后处理厂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该工厂将建在中国军事基地相反,Bunn,Zhang和Kang的《中国后处理的成本》引用中国的资料指出,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后处理厂建在中国的军事基地,以免外国获取中国核武器计划相关的机密信息。一位中国专家在2016年告诉作者,这座年产200万吨的后处理厂没有选址在酒泉,因为他们认为存在地震风险;2016年,西方政府官员驳斥了这种说法;他们还表示,与法国对待阿海珐后处理厂的态度一样,比利时反对中国将比利时核工业提供的钚燃料加工设备部署在酒泉军事基地。

280 作者与西方政府官员的谈话记录,2016年。

281 作者与欧洲政府官员的谈话记录,2016年。

282 美联社,“美国官员批评东亚的核后处理计划”,《南华早报》,2016年3月8日,http://www.scmp.com/news/asia/east-asia/article/1927023/us-official-criticises- east-asia-plans-nuclear-reprocessing。

283 马克•希布斯,Tamara Patton Schell,Cindy Vestergaard,“中国的防扩散机遇”,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年3月14日,https://www.diis.dk/en/research/chinas- non-proliferation-opportunity。

284 张辉和张拓生,“保护中国的核未来”,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2014年3月,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iles/securingchinasnuclearfutureenglish.pdf,第27–52页。

285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2030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11月),第639页。

286 潘伟民,戴建平,“基于线性加速器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加速器科学与技术综述》,第8卷: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加速器应用,亚历山大.W.周,周伟仁,编(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8-60页。

287 D. Zhang,“第四代反应堆的概念”,《第四代核反应堆手册》,Igor L. Pioro编。英国剑桥: 伍德海德出版社,2016年),第374页。

288 “核燃料循环技术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29卷,第3期(2015):167-9

289 同上。

290 Cong Cao,Richard P. Suttmeier,Denis Fred Simon,“中国十五年科技规划纲要”,《今日物理》,2006年12月,第38-43页,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eb4/9bfcdf640b13fa06f 2415ea9aa4643067147.pdf。

291 Valerie J. Karplus,“中国能源领域的创新”,斯坦福大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计划,2007年3月,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394.2 919&rep=rep1&type=pdf,第30页。

292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对全球创新政策的评论:中国(2008年)》(巴黎:经合组织,2008年8月),489–90,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ecd/science-and-technology/oecd-reviews-of- innovation-policy-china-2008_9789264039827-en#.Wa2U5MfUBFI。

293 David Cyranoski,“中国竞争资金的根本性改革”,《自然》(博客),2014年10月23日,http://blogs.nature.com/news/2014/10/fundamental-overhaul-of-chinas-competitive-funding.html

294 D. Zhang,“第四代反应堆的概念”,《第四代核反应堆手册》,Igor Pioro编(英国剑桥:伍德海德出版社,2016年),第374页。

295 同上。

296 “天津发生剧烈爆炸后,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核安全检查”,《南华早报》,2015年9月15日,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58284/ china-begins-nationwide-nuclear-safety-checks-after。

297 “国际核安全专家总结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中国监管体系的同行评审”,国际原子能机构,2010年7月30日,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pressreleases/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experts- conclude-iaea-peer-review-chinas-regulatory-system。

298 作者与美国政府官员的谈话记录,2010年。

299 “2015年国家核安全局报告”[中文],国家核安全局,2015年,http://nnsa.mep.gov.cn/ywdh/ywjyfk/201508/t20150814_308166.html

300 作者与西方政府核监管主席的谈话记录,2017年2月。

301 “中国核反应堆数量将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正在考虑制定核安全法”,《环球时报》,2016年11月30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21164.shtml

302 “中国立法机关通过核安全法”,《路透社》,2017年9月1日, https://www.reuters.com/ article/us-china-nuclearpower/chinas-legislature-passes-nuclear-safety-law-idUSKCN1BC4ER。

303 宋明海,“新核电厂设计常见失效原因分析之我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日期,https://nucleus.iaea.org/sites/gsan/act/psafornewnpps/Papers/P11%20-%20Insights%20of%20Common%20Cause%20Failure%20Analysis%20for%20New%20Nuclear%20Power%20 Plants-Song%20Minghai.pdf。

304 “2016年国家核安全局报告”[中文],国家核安全局,2016年,http://nnsa.mep.gov.cn/ywdh/ywjyfk/201508/t20150814_308166.html

305 “国际核增长刺激美国经济”,杜克能源核信息中心,2012年12月12日,https://nuclear.duke-energy.com/2012/12/12/international-nuclear-growth-spurs- u-s-economy。

306 “全球化竞争”,核能研究所,https://www.nei.org/advocacy/compete-globally。

307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NSC 5507/2,1955年3月12日,美国国会,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0/d14;Peter R. Lavoy,“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深远影响”,军备控制协会,2003年12月1日,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12/Lavoy

308 Lavoy,“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深远影响”。

309 马克·希布斯,“电力循环: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核反应堆”,简氏情报评论,2014年1月,50-3。

310 Stephen Stapczynski,“美国的阴谋指控使中国的核电领先地位受到关注”,彭博社,2016年3月15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4-15/u-s-conspiracy-charges-put-spotlight-on-china-nuclear-champion; David Voreacos,David McLaughlin,“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中国公司向美国专家施压以获取核机密”,彭博社,2016年8月25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8-25/fbi-files-say-china-firm-pushed-u-s-experts- for-nuclear-secrets。

311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反应堆‘ 华龙一号’技术通过国家评审”,中广核集团信息发布会,2014年8月22日,https://en.cgnpc.com.cn/n1305391/n1305406/c1041512/content.html; “中国最大的两家核公司将组建合资公司出口‘ 华龙一号’反应堆”,《路透社》,2015年10月22日,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china-nuclear-idUKKCN0SG16220151022

312 Graham Ruddick,Tom Phillips,“中国四年后才能对布拉德韦尔核电厂作出决定”,卫报,2016年9月1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sep/16/china-must-wait-four-years-for-decision-on-bradwell-nuclear-plant。

313 “电力规模的发电厂法资本成本估算”,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2016年11月19日,https://www.eia.gov/outlooks/capitalcost/ pdf/updated capcost.pdf;另见:“核电经济学”,世界核协会,2017年8月,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economic-aspects/economics-of-nuclear- power.aspx。

314 Jeremy Kang Deng,“中国计划如何执行核电‘一带一路’?”, LinkedIn,2016年1月7日,https://www.linkedin.com/pulse/how-china-planning-execute-one-belt-road-nuclear-jeremy-kang-deng。

315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与台湾接触,提出将台湾的核废物运往中国大陆处理的非正式提议,以化解台湾因当地反对在台湾处置核废物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中国大陆方面曾表示,转移条件是台湾必须承认台湾主权受到限制,台湾拒绝了中国大陆的提议。(作者与台湾核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的谈话记录,台北,2001年)。

316 Jinxin Zhu,Gail Krantzberg,“中国内陆核电厂规划变更的政策分析”,《环境系统研究》,第3卷,第1期,(2014年):  https://environmentalsystemsresearch.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2193-2697-3-10。

317 政策研究人员、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代表在2014年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卡内基研讨会上的发言;另见周凌义和戴义新,“公众对雾霾看法如何影响其接受拥堵收费政策?”;《可持续发展》,第9卷,第9期(2017年9月)。

318 美联社,“中国发生恐慌——日本核威胁导致中国抢购食盐”,《卫报》,2011年3月17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mar/17/chinese-panic-buy-salt-japan

319 Yin Yijun and Fan Yiying,“连云港反核废物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六音博客,2016年8月9日。http://www.sixthtone.com/news/violent-crackdown-doesnt-deter-nuclear-waste- protest。

320 Hiroshi Onitsuka,《沉迷核电:日本的州与地方关系与核依赖的恶性循环》,《亚太杂志》,第10卷,第2期(1970年1月): http://apjjf.org/-Hiroshi-Onitsu- ka/3676/article.pdf。

321 同上。

322 “中国和世界核电的未来:政策背景”,卡内基研讨会,北京,2014年8月25-26日。

323 “关于核电未来的联合建议”,中国工程院、法国国家技术研究院和法国科学院,2017年8月31日,第62页。

324 同上。

325 “未来中国核电技术的选择”,卡内基研讨会,厦门,2015年5月22-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