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包道格:这一双边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重回大国地位,但迄今为止,美国尚未重新想好应如何与中国互动。最终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但两国应该能够在保护它们自身利益的同时相处互动。问题是它们应该怎么做。

包道格
包道格曾任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并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出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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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历史如何影响中美对彼此的看法?

包道格:中国人背负着各种版本的历史,有许多怨恨。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健忘,且十分具有创造性。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于去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对美国与中国交往历史的幻想就可略知一二。对历史相互矛盾的处理方式经常给相邻国家带来困扰,因此在这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有效的缓冲。

中美当前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包道格:最重要的问题与两国深层次的不同有关。大多数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无法回归威权主义,美国的政治体系也没有按当初设计的那样运行。

大国并未如他们预想规划的那样成功,是因为强大对手的所作所为,而非它们自身的错误。中美目前视彼此为“鬼怪”。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但像企业和大学这样想在海外参与的矫正力量似乎也无法阻止。

未来40年可能会发生什么?

包道格:冷战时期僵化的国际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一种新的权力政治平衡正在兴起。正如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所显示的那样,管控这种权力平衡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明智和谦虚的高效领导人。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形势可能会变得困难。但以史为鉴,两国应该能够避开冲突,在各自的道路上摸索出与对方同行的方法。

在过去的40年里,中美间的安全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赵通: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与贸易和经济合作等传统的积极领域相比,两国的安全关系更多地受到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驱动。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正式建交后的短暂蜜月期间,中美仍因相互猜疑而对彼此保持着很深的安全忧虑。

赵通
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恶化和整体关系变得更以安全事务为中心,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竞争性日益增强。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似乎仍对如何控制这一事态的升级或遏制由此带来的后果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角色是如何演变的?

赵通:几十年来,两国还未能在亚太地区(包括南海等海上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地区)找到能相互接受的安全角色定位和未来发展愿景。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对其捍卫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阐释,认为这是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虚伪借口。中方也认为,它有正当权利使用其海空力量捍卫领土主权。

另一方面,美方担心自己正在逐渐丧失其在军事能力方面的优势,乃至无法有效回应其所认为的中国扩张。

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弥合它们对彼此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看法上的巨大鸿沟,那么它们将继续各说各话。两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对抗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

核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有多重要?

赵通:中国认为,其核威慑力量有助于防止其与美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定的核关系是中美总体安全关系稳定的基石。

然而,这一基石正在被新的非核战略军事技术侵蚀,例如导弹防御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武器。中国专家担心,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威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

若没有有效的军控机制,甚至没有实质性的官方对话,那么维护中美两国未来的稳定核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国安全关系中潜在的冲突点是什么?

赵通: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是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领域。台湾问题尤其让人担忧。这个分离的岛屿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本土认同感,并努力实现事实上的独立。

然而,白宫和中南海的领导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在上述地区避免战争,除非他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直接威胁到他们权力稳定的国内危机。长远来看,日益激烈的军备竞争是对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更大挑战。

中美安全关系会好转吗?

赵通:中美对两国安全关系中的许多基本问题持相反的看法,也很难克服意识形态上逐渐明显的分歧,这为双方对未来的安全格局达成共同的原则、规范和愿景造成了重要挑战。这一根本性问题目前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

因此,两国在近期应着眼于现实目标,管控军备竞赛的强度、范围和后果,并降低由偶然因素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的40年里是如何发展的?

陈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互利共赢、无法脱钩的深度融合局面。

陈琪
陈琪是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及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他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美二轨对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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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显示,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飞机、汽车、大豆、电机电器设备和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

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对方的经贸政策?

陈琪:中美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缓慢进展给两国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和政治极化现象。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市场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而科技进步和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带来美国铁锈区经济凋敝和华尔街财富剧增的社会再分配失调。

面对中国经贸实力的快速上升,特朗普政府日益对中美经贸关系采取竞争性的零和思维和以贸易对等开放为结果导向的贸易谈判立场,中国则坚持在WTO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立场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深层次矛盾。这是2018年中美贸易关税出现一报还一报的紧张对抗甚至阶段性升级的原因所在。

中美两国如何发展更好的经贸关系?

陈琪:中美建设性经贸关系必须进入新时代,这有赖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深化,以合作共赢的政策协调来化解相互的既定具体分歧,以基于规则的谈判促进更开放的多边合作,以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双边经贸关系的再平衡。这其中的关键是共识性的合作承诺、对规则演变的耐心和真正付诸实施的行动。

科技为何成为中美关系中竞争的重要来源?

陈琪:中美两国有所不同,但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是相同的。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技术扩散之间需要保持适度的张力。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离不开国际合作和开放的市场,中美之间富有活力的技术竞争、科研交流和产业分工可以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带来积极作用,而技术封锁和经济脱钩只能造成双方都受损。

中美在过去40年里主要学到了什么?

韩磊
韩磊(Paul Haenle)在位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任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他曾供职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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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磊: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1978年中国采取的市场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如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所表述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活力,反过来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帮助两国解决了双边关系中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包括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意外爆炸事件、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湾海峡危机和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现在,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国正寻求解决40年来快速增长造成的失衡问题。中方也在适应全球化的影响、新技术及其自身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一决定,不仅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理解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韩磊:贸易战开始时,北京的一些人表示,这是特朗普在迎合他的政治基础。另一些人说,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崛起和改变其政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很多中国观察家断言,美国正在将其国内问题的责任转移到中国身上,而不是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而这些解读并未承认中国在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中方没有认真对待美国此举是在回应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缺乏经济改革的合理不满的主张。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如今,中方已经认识到,中国采取的一些经贸行为及其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已经疏远了许多曾经欢迎中国崛起并帮助中国发展的相关方。现在的问题是,中方是否有意愿解决这些担忧。

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

韩磊: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下一步行动。该计划旨在让市场力量成为分配资源、减少政府干预和发展强大私营部门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多,将既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帮助解决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企业的抱怨。

问题是下一轮改革是否足够广泛、足够深入和足够快。若新的改革以足够的势头推进,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的贸易危机,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否根本互不相容?

韩磊:简短的回答是——不是。更多的竞争无疑会导致冲突。但是国家间总是会有冲突,无论盟友或是对手。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两国都没有准备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方面问题的时候。它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减少对抗的风险,并允许中美以一种双方都受益的方式合作。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现在是时候展望中美关系的下一个阶段,问问是否需要重新定义这一双边关系。如果需要,为何如此?两国能设计出管理竞争的机制吗?

太平洋两岸的情绪都很高涨。但现在解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抓住两国关系未来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