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核武器(及其支持系统)与常规武器(及其支持系统)的交缠问题引发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非核军事能力可以威胁核武器系统的生存,同时,核武器系统与常规武器系统在功能上的重叠和相互依赖现象(交缠)也越来越突出。这将增加常规军事冲突由于误解和误判意外升级成核冲突的风险。而中、西方学者对这些风险的认知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异,这进一步提升了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性。本文分析了由于核常交缠而引发意外升级风险的主要原因和发生机制,并探讨了降低这些风险的可能途径。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相关国家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单方或合作性的措施来切实降低日益凸显的误判和危机期间的核升级风险。


军事技术的两大发展让核领域不再孤立。首先,大量新兴非核技术可以与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C3I)系统相互作用,包括高超音速、反太空、网络、无人自动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和导弹防御技术。其次,多功能军事技术越来越常见,既可以用于常规作战也可以用于核作战,亦可同时威胁敌人的核资产和常规资产。

非核技术和核技术的相互交缠,对于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有着重要影响。虽然美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其中的升级风险,但中国在公开领域对此问题尚无系统性研究。事实上,相互交缠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美国先进非核武器可以威胁到中国的核力量及其C3I基础设施。中国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及俄罗斯相关技术进展的同时,积极发展自己的类似能力。这些武器在将来部署后,也可威胁美国核C3I基础设施。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讨论相互交缠使非核冲突上升为核冲突的一些可能途径,并就稳定中美核关系、降低意外升级风险提出一些初步的缓解措施。

多功能装备引发误解的风险

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或其系统)既能在常规军事行动中、也能在核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在一场常规冲突中,如果此类多功能资产受到袭击,受袭国家可能难以正确解读敌人的潜在意图:因为敌人的袭击目的既可能是破坏己方的常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能是破坏己方的核力量使用能力。而后者必然引发己方的更大担忧。受袭国家如果认为其核力量受到直接威胁,有可能考虑启动严厉的报复措施,包括进行核反击准备。

举例而言,美国预警卫星能够提供核洲际导弹攻击的战略预警,同时也能加强美国区域导弹防御能力(比如对敌方的中程常规导弹提供预警数据)。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保护范围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预警时间:发出警报的时间越早,保护区越大。[1]发生导弹袭击时,美国预警卫星发出的警报一般早于地面雷达,因此可以提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战斗能力。但是,美方一直有担心:中国可能将美预警卫星为打击目标。2016年美国防部呈交国会的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便提到这一担忧。[2]

确有中国学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打响常规战,中国应当考虑摧毁美国预警卫星,削弱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从而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美军和/或台湾目标。[3]对美方而言,考虑到预警卫星对美国战略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重要性,中国打击预警卫星可能被误解成中国有意破坏美国侦测和拦截核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并被美国误认为是中国意欲向美国国土发射核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先兆。美国可能因此抢先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如此一来,对多功能军事资产进行打击——比如本例中的美国预警卫星——便可能引起误判和意外升级。

同样,美国战略界一直担忧中国没有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担忧中国部分军用通讯系统既要支持核军事行动,又要支持常规军事行动。[4]中国的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很难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确认。由于对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缺乏明确的定义,即便中方专家对此也无一致看法。但是国外专家却表示出了对一些情况的担忧:比如,中国的东风-21、东风-26等弹道导弹据称有核型号,又有常规弹头型号。美国因此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把中方的核导弹误认成常规导弹进行打击,从而带来意外升级的风险。此外,美方专家认为中国一些导弹基地同时部署核导弹和常规导弹,或许还“共用支持力量和设施”。[5]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共用基地或设施的做法被认为是可能引发意外升级的又一因素。

部署或使用可同时威胁核目标和常规军事目标的进攻性武器,同样会引起误解。很多新型非核武器威胁到的目标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常规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在目标包括重要恐怖分子、雷达、反卫星武器、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车(TEL)。此外,高超音速武器具有飞行中的机动性,造成目标点的不确定性——即目的地不明确。因此,假如中国探测到美国向中国方向发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武器落地前中国无法知晓打击目标是在朝鲜、俄罗斯东部还是中国。即便在武器行程后期可以确定打击目标是中国,中国仍然不能肯定美国是要攻击人口中心、军事指挥控制设施、导弹基地、战备机动中的核导弹发射车还是反卫星武器发射装置,同时也很难确定来袭武器安装了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即弹头不明确。由于目的地和弹头不明确,加之该武器兼具摧毁核目标和常规目标的能力,这会引起误判和由此带来的意外升级风险。[6]

无人潜航器(UUV)是可能因其多功能引起意外升级的新兴非核能力的又一个例子。有些攻击性的无人潜航器既可以威胁敌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又可以威胁攻击型潜艇。举例而言,无人潜航器可以采集敌人潜艇部署区域或航行路线数据,为反潜作战(ASW)提供支持。这样的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加剧紧张局势。更重要的是,在危机期间,一方可以在敌人潜艇基地入口处或海上要道附近部署无人潜航器,追踪尾随潜艇。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发展总体规划曾将“威胁敌方生存”列为无人潜航器的任务之一。[7]在此方面,无人潜航器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潜艇构成同等威胁,这令中国在危机期间很难判断美国意图。比如,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核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自己的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可能使中国做出强烈军事反制措施。而中国的这种强烈反应又可能被美国解读为军事挑衅,这就可能导致冲突循环升级。

非核技术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非核技术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对待风险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升级态势。如果一国对其应对敌人挑衅的能力有信心,则该国会表现得较能承受风险,可以静候敌人挑衅再发起反击。相反,如果一国对自身应对能力信心不强,则该国会表现得较不愿承担风险,在发生危机时会倾向于在自己尚有回应能力的情况下及早动手。弱方应对挑衅的信心并不一定低于强方,这个信心也与战略选择有关。非核技术可以改变一国对其危机应对能力的信心,从而影响该国升级倾向。

假如一国知道敌人正在发展的某种能力可以破坏其核威慑力,比如可以打击预警卫星的反卫星武器、或者可以破坏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那么在危机期间该国对其核武器生存能力的信心便会下降。于是,该国可能会不愿承担自己核武器被陆续消灭的风险,倾向于尽早使用核武器。

比如,中国专家知道美国政府正研究利用网络武器破坏潜在敌人的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C3I系统,防止敌人在危机期间发射导弹。[8]美国军方对此展开研究的情况也曾被美国媒体进行公开报道。[9]其中一些报道指出,奥巴马政府曾于2014年开始加强发展针对朝鲜的“主动抑制发射”能力。[10](主动抑制发射指通过网络和电子干扰等方式,先发制人地以动能或非动能方法破坏或阻止敌人正常发射导弹。[11])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曾笼统地对此类研究予以确认。因此,中国可能担心美国未来会拥有对中国实施类似网络攻击的能力。

美国若想发展有效的网络能力,渗透敌人隐秘、复杂而且进行了全面防护的核C3I系统,必须在和平时期不断进行侦查和探测,摸清出敌人网络的基本架构,以发现潜在薄弱点和漏洞。[12]而对方可能偶尔会发现美方的这种网络侦查行动,从而开始担心其核威慑可能受到网络攻击。一国对自身弱点的强烈警觉会使其在危机期间更加不愿承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多种因素可能增加意外升级风险。

首先,即使相对无害的网络入侵也可能使攻击方低估目标国的威胁感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可能非常复杂而隐秘。从攻击方的角度看,单单攻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实施破坏,但目标国可能会高估攻击方的能力和/或意图。如果目标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敌人网络渗透的蛛丝马迹,它可能无法迅速地了解渗透的确切规模和程度,因而不得不做出最坏的假设。比如,目标国可能担心攻击方已经或正在篡改系统关键数据和/或代码,系统即将遭到致命破坏,而攻击方可能不一定有此意图或者意识到有此能力。目标国由于认为其系统可能即将受到严重破坏,从而感到形势急迫,因此或许会试图在尚未丧失对其核武器的控制之前,迅速使用核武器。

其次,目标国可能认为网络攻击是其核力量即将受到动能攻击的前兆。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遭到网络渗透,该国可能认为此攻击标志着攻击方已经越过最后红线,正要对其核能力实施先发制人的解除武装打击,而网络渗透也可以用来采集情报帮助进行动能打击。于是,目标国因担心先发制人的动能打击将接踵而至,有可能采取过度反应。之前就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可能在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同时或者之前首先进行网络攻击,因此假如中美发生军事对峙,中国似乎有正当理由担心美国在发动网络攻击后随之将展开动能打击。[13]

第三,即使一方在危机期间仅仅是得知敌人或许有能力破坏己方的核C3I系统,这也可能会引起误判和反应过度。例如,如果一国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不明来源的网络攻击,或者碰巧出现技术问题,该国可能误会是对方蓄意发起网络攻击,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事实上,其他类型的武器也会引起此类风险。比如,若危机期间某预警卫星出现不明问题,不能正常工作,该国如果知道敌人已经在开发或部署反卫星能力,则可能错误地归咎于敌人的蓄意攻击。

第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危机时期,防御网络攻击都会增加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一国认为敌人有能力破坏其发射核武器,则该国会优先确保其发射核武器的命令可以随时被有效执行,而不是预防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此一国必须做出取舍权衡。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感知到严重的敌方网络破坏的威胁,这将促使该国更愿意承受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的风险,而更重视下令后不能迅速发射核武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各国为避免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核武器,采用各种程序验证发射命令的可靠性。不过,如果一国担心网络武器干扰验证程序,导致武器不能正常发射,则该国可能会采用较难被干扰、但会增加意外发射风险的其他程序。

技术、战争迷雾与升级

“战争迷雾”一词形容军事领导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掌握战场局势,[14]从而会造成误解和误判。使用某些非核武器可能妨碍敌人对战场形势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反卫星武器能够破坏美国C3I系统的有效性,由此引起的战争迷雾可以为中国带来一定的战术军事优势。[15] 但较少有人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即,由于战争迷雾加重,美国的战场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可能将中国军演、调动导弹部队等军事演练行动误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因而可能对中国核力量或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战争迷雾不仅让敌人难以获得准确信息,也阻碍本国与敌国之间信息的有效流动。无人潜航器等无人系统的部署,尤其是在反潜作战中的应用,将带来新的沟通问题,尤其是当一国无人系统与别国的有人系统之间发生冲突之时。有的无人系统完全自动化,无需远程遥控。但远程遥控无人系统与操作员之间的通信连接有可能被切断,甚至有些无人系统本身就不具备向外释放信号的功能。于是,当有人系统和无人系统在海上相遇时,通过相互发信号表明或澄清彼此意图将比当双方都是有人系统时更困难。事实上,新起草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很难直接运用于无人系统。[16]因此,假如远程遥控无人潜航器遇事,操作员可能难以快速辨别原因、准确评估敌人意图。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感知到的威胁,导致意外升级。

此外,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其他技术可以大大加快战争节奏,缩短决策时间,加剧战争迷雾引起的问题,使升级管理更加复杂化。

总结和对策

新的先进非核军事技术的发展和部署增加了核能力与非核能力的相互交缠,可能使升级机制更加复杂而危险。但目前中西方学者对此危险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

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缺乏互信,导致中国处理潜在升级风险、包括意外升级风险的意愿不强。人们普遍认为关于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将危机升级或降级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一国能否实现其战略目标;而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使中国没有太多兴趣参与讨论升级风险以及共同管理可能的升级风险。中国方面特别担心的是,减轻美国对危机期间潜在升级危险的顾虑后,可能让美国的行为变得更无所顾忌、更倾向于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升级危机,甚至让中国受到更强的核胁迫。

也有中国专家怀疑美国强调升级风险的目的是破坏中国正当的军事现代化工作,尤其是针对可能加剧升级风险的新军事技术的开发。如果两国的战略互信水平进一步滑坡,那么快速发展军事能力以应对对方军事威胁的需求将会继续阻止双方就共同应对升级风险进行有效对话和合作。

对于包括中美在内的不少国家来说,由于内部决策体制的分化,大部分专家只集中于自己的具体专业领域,而深入研究升级问题至少需要三个领域的知识:本国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对手国家的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战略、军事外交和军备控制问题。体制分化限制了本国各领域专家之间进行经常性的实质交流,不利于形成研究升级问题所需的全面知识结构。这不仅妨碍本国的战略界研究升级风险,也会阻碍各国之间的专家进行深入的实质性讨论。

即使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升级风险,但对谁是造成风险和解决风险的主要责任者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比如,假设中国打击美国预警卫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中国先发制人的反卫星打击策略是意外升级风险的导火索,但中国专家通常认为美国“遇袭即发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于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当负责降低升级风险,而自己无需采取纠正措施。这种思考问题方式无法消除双方关于如何解决升级风险的观点分歧。

同时,随着西方核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有中国专家开始提倡效仿美国的一些核政策。例如,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和平时期将其核武器置于低戒备状态的长期做法,而变更为“基于预警发射”。[17]中国目前不断发展的预警系统也为做出类似政策转变提供了技术基础。然而,“基于预警发射”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核武器部署模式,可能带来更高的意外升级风险。

此外,美国不断投资开发新军事技术,比如可以干扰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可以威胁敌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无人潜航器以及可以引起各种不确定性的高超音速武器。这些做法也会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紧随其后进行同类技术竞争。如此模仿会加剧相互交缠现象,导致将来升级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意外升级问题。中国官员和专家在与西方各级官员、专家交流过程中,加深了对潜在风险的认识。中美共同制定了海空军事相遇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此类规范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核力量、也远谈不上全面,但它们确实说明中国日益重视对军事危机和意外升级风险的处理。它们为两国未来减轻核风险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铺平了道路。

为了应对相互交缠和意外升级挑战,中美必须加强战略互信。目前的信任缺乏直接导致中国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无心与美国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即便如此,通过交流处理升级风险和增强互信其实是相辅相承的。国外专家与中国专家之间的持续性对话,可以让双方均有机会深入、全面了解彼此的真实认知和关切。长期看来,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双方逐渐减少直至消除对彼此意图的疑虑,建立互信,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建立信任措施可以促进深入合作,处理相互交缠产生的升级风险。如果美国方面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双边核能力相互脆弱性的基本事实、且美国愿意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力量发展和部署方案,这将非常有助于建立互信。这一政治承诺虽然不能进行绝对的验证,但依然会起到降低中国担心美国方面意图利用非核手段对付中国的小型核武库的作用,这会提高中国与美国讨论相互交缠问题、进而合作处理升级风险的意愿。中国也可以进一步阐明其对一些引起相互交缠并引发美方关切的技术认知。例如,中国可以就未来相关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是否应该装备核弹头,以及哪些太空资产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看作是正当的攻击目标与美国展开学术性讨论。

这些透明度措施不涉及敏感军事信息的披露,也不会破坏国家安全,但却有助于促进双方开展实质性探讨,澄清并减少非理性的威胁感知,降低危机期间过度反应的可能性。考虑到中美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对话有望带来深入交流,促进在先进非核技术时代降低风险的单边和合作措施。

注释


[1] 乔夫里·福尔登(Geoffrey 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载于2008年1月1日《连线》,https://www.wired.com/2008/01/inside-the-chin/.

[2] 国防部长办公室《2016年呈国会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国防部,2016.

[3] 作者对中国核问题专家的访谈,北京,2016年7月.

[4]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假想敌:中国为不确定的战争做准备》(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

[5] 大卫·克罗默·洛根(David Cromer Logan)《划分中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载于2015年5月5日《原子科学家公报》,http://thebulletin.org/drawing-line-between-conventional-and-nuclear-weapons-china8304.

[6]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高招?提出关于全球快速常规打击的正确问题》(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

[7] 美国海军部《美国无人潜航器(UUV)总体规划》,2004年11月9日,http://www.navy.mil/navydata/technology/uuvmp.pdf.

[8] 方勇《2015 年世界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发展重大动向》,载于2015年《军事文摘》第23号;邓思家(Deng Sijia)《美研发反导新技术:无人机发射激光 敌发射前打击》,载于2016年10月28日《解放军报》.

[9] 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五角大楼开发导弹发射前网络攻击技术》,载于2016年4月14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pentagon-developing-pre-launch-cyber-attacks-missiles/;小悉尼·J·弗里德伯格(Sydney J. Freedberg Jr.)《联合参谋部研究导弹防御新方案》,载于2015年9月16日《打破防御》,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09/joint-staff-studies-new-options-for-missile-defense/.

[10] 大卫·E·桑格(David E. Sanger)和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 Broad)《特朗普继续对朝鲜导弹的秘密网络战》,载于2017年3月4日《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4/world/asia/north-korea-missile-program-sabotage.html.

[11] 里基·埃里森(Riki Ellison)《主动抑制发射》,导弹防御支持联盟,2015年3月16日,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alert/3132/.

[12] 《关键基础设施主动网络防御》,载于2013年《土耳其国防》8卷第48号.

[13] 斯蒂芬·J·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中国军事现代化:控制战略核武器的影响》,载于2015年《战略研究季刊》9卷夏季第2号,http://www.airuniversity.af.mil/Portals/10/SSQ/documents/Volume-09_Issue-2/cimbala.pdf.

[14]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论战争》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皮特·巴瑞特(Peter Paret)编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越战烟云: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宝贵十一课》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执导(2003年纽约州纽约市;索尼经典影片);威廉·A·欧文斯(William A. Owens)和艾德·欧弗利(Ed Offley)《拨开战争的迷雾》(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

[15]  李大陆《论 “不对称” 军事制衡》,载于2015年《太平洋学报》第5号;李丹、焦彦平、高小玲和王敏《反卫星武器及其防御措施研究综述》,载于2009年《测控技术》第28号.

[16] 美国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2014年11月9日-10日,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141112_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RegardingRules.pdf.

[17] 寿晓松《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