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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武器与核力量及其支持力量日益交缠,若试图降低由此而产生的意外升级风险,首先必须对所涉及的风险建立深刻的理解。由于风险取决于认知因素——冲突一方对敌对方意图的认知,因此重要的是,美国方面应理解俄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关切,同时俄方和中方也需理解美方的关切,无论这样的关切看起来是否公平、合理。

在此背景下,前几章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中俄传统和当代战略思想几乎没有关注到意外升级的可能性。中俄专家对意外升级并未表示出严重的担忧,本卷的中国作者亦是如此(不过赵通和李彬强调,他们比许多西方专家都更为乐观)。中俄最普遍的假设是冲突期间发生的任何暴力升级都是蓄意的。比如,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y Arbatov)、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和彼德·托皮契卡诺夫(Petr Topychkanov)表示:“当代俄国战略家会出于本能地假设,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决定都是理智的”。类似地,赵通和李彬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相信最高决策者可以较充分地掌控战争的具体进程,从而没有过多考虑战争进程可能涉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最高决策者可能并不能完全实时了解战场态势、或者不能有效管控具体军事行动的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认为意外升级不可能发生,反而越会增加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持有该观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不太会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但在战争时期却会按最糟糕的情况解读模糊事件。

俄国和中国方面都假定美国会试图使用先进的常规力量破坏中俄的核威慑。因此,美国的非核行动若意外涉及中俄任意一国的核力量,便存在被解读为故意使用常规力量打击对方战略军事目标的风险,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常规冲突期间美国常常需要付诸此类常规打击行动。比如,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原本针对俄国一般性海军舰艇和飞机展开的打击,也可能无意中摧毁同一基地的战略潜艇和轰炸机。”

对两用支持力量尤其是预警卫星的非核打击,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升级风险。就这一点而言,双方作者意外达成共识:不仅是美国对中国或俄国的打击会引发升级,中国或俄国对美国的打击也会如此。

举例而言,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战略界部分专家呼吁在美中发生冲突时打击美国的预警卫星,“削弱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从而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美国和/或台湾目标”。他们进一步提出:

虽然一些中国专家明白美国的预警卫星也为核大战提供战略预警,但他们似乎认为美国肯定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常规、有限、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没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大规模核力量,所以美国应该明白中国即使破坏了美国战略预警能力也无法借此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不遭受核报复,所以破坏美国的战略核能力不可能是中方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但在很多美方专家眼里,中国可能对美国小规模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对美国进行恐吓、而非试图先发制人地解除美国的核武装;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攻击美国预警卫星确实有可能是对美使用核武器的先兆。

即便如此,中俄双方分析的重点是源自美国的升级风险。在此背景下,双方作者认为,各种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的研发,会让问题发酵。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专家“一直认为美国有意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中国政府“可能将某些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解读为旨在打击中国的核力量”(与弹道导弹不同,助推滑翔武器具有机动性,打击之前无法确定其目标。如果美国向中国既有核力量又有非核力量的某地发射助推滑翔武器,将会造成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则关注来袭助推滑翔武器的探测挑战。俄国高度依赖“遇袭即发射”政策,以此加强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生存能力,所以早期探测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

地面雷达只能探测到即将落地的来袭滑翔武器,而这时若想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为时已晚。因此,只能在卫星探测到助推滑翔武器发射信号时,就实施“遇袭即发射”方案,而无需地面雷达确认。

毋庸置疑,俄国以单一探测技术为依据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政策并不值得推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可能迫于压力而采用类似政策。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国内有声音呼吁考虑采取“基于预警发射”战略,且中国正在研究相应技术。若中国真的转变其战略,那么其同样会面临俄国制定计划应对美国助推滑翔攻击时所遭遇的挑战。

即便如此,俄国和中国目前的核力量态势迥然不同,两国可能对美国发起的常规战争的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美俄冲突的升级动态可能与美中冲突有重大区别。理解每种形势的特点非常重要。

俄国当代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对抗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天战争概念。正如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的,空天战争的含义难以捉摸,是“涉及核作战和非核作战、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弹道武器和飞航武器等科技与作战连续且统一的持久状态。”他们表示这样的冲突将成为“交缠的温床”。

俄国核态势进一步推动着交缠。俄国拥有大批战术核武器,可能在冲突早期便投入使用。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估计,俄战术核武器“运载工具与常规力量和武器共用基地,也可以结合常规力量和武器使用……所以可能会遭到攻击”。更令人担忧的是,交缠可能导致俄国“为击败参与常规冲突、开展常规军事打击的美国海军和空军”,而“对机场、海军基地及其C3I[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设施展开有限战略打击”。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战略打击并不属于俄国官方的公开政策,但政府所属专家却公开对此表示支持,西方分析人士(或者至少未获得机密信息的西方分析人士)似乎尚未开展过此类讨论。

中国的核力量比俄国规模小、种类少,且中国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立场虽然能降低一些交缠风险,但同时也会加剧另一些风险。例如,由于中国核力量比俄国要小得多,中国政府可能更担心常规军事力量打击的可能性,虽然中国也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其认为威胁到其核威慑的美国非核力量。赵通和李彬重点指出,由于美国和中国互不信任,所以不太可能实现中国核政策本应取得的效果。需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专家普遍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有着“坚定信念”。因此,他们往往认为,美国不会将中国打击预警卫星等模糊行动理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李彬和赵通也指出,许多国外专家“质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因此实际发生误解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

战区的战略地理位置也会影响将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升级风险。海军作战是除欧洲地面战争之外的重要战争,也是美中冲突的核心。[1]在此背景下,美国无人潜航器(UUV)和中国近来部署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可能发生危险互动。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担心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可以在敌人潜艇基地入口处或海上要道附近部署无人潜航器,追踪并尾随敌方潜艇”。这不仅威胁到中国弹道导弹潜艇和攻击型潜艇,而且“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其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而这样的交缠不是无人潜航器独有,美国攻击型潜艇也能威胁到中国弹道导弹潜艇和攻击型潜艇。不过,无人潜航器所引发的问题更复杂,无人潜航器的部署数量可以远超攻击型潜艇,而且无需部署船员,承担的任务也比攻击型潜艇更具攻击性且风险更高。

俄国和中国对核系统和两用C3I系统可能遭到网络攻击的担忧存在重要差异,但其原因复杂。赵通和李彬认为,“中国分析人士已经急切意识到中国核C3I系统可能存在潜在漏洞,尤其是面临网络渗透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一旦核C3I网络遭到渗透,即使攻击方的目的只是从事间谍活动,升级的风险也会很高。相反,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则不太担心网络武器的升级影响(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该领域的机密性,甚至不可能得出“稍微具体的”结论)。特别是,他们认为,虽然一国核C3I系统的预警卫星等组成部分易受网络干扰,但与战略核力量直接通信的系统是“独立且受高度保护的”,因此“很可能不会受到网络攻击”。俄国缺乏这方面的文献研究,若以此为依据,则可以说俄国的分析界普遍都持此观点。当然,要想评估升级风险,最关键的还要看俄国政府和军方的观点,而他们的观点是否与非政府分析人士一致则不得而知。

处理升级风险最实际的方案是实施单边措施,至少最初阶段应该如此。有的单边措施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保密方式进行,如修订战争计划等,这会导致外界难以衡量其进度,但仍然会非常有效。毕竟,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主要取决于一国拥有的武器系统,其如何在和平时期部署、在战争时期使用武器,以及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理解这种行动可能让敌人产生的认知及其对正确理解敌人行动所存在的挑战的认识。危机期间加强战略决策负责人对意外升级风险的意识、并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战争时考虑到此风险,对于降低风险具有很大助益。需要清楚的是,将升级风险纳入政策和规划考虑中,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优先于其它作战考虑因素,而是意味着在评估新武器系统或作战理念是否符合一国利益时,应当在决策流程中对该因素给与足够的重视。

理想情况下,美中俄三国都应当按此流程操作,无论其他两国有何举动。当然,考虑到中俄认为意外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或俄国方面是否会采取行动非常值得怀疑,而本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对此投入时间或精力也不容乐观。不过,三国政府应当都知道单边秘密措施不会让他们损失什么,反而可能会有很大收益。三国非政府分析人士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让所在国家政府酌情公开或私下强调升级风险的潜在严重性。

在采取这些内部措施的期间也可以同时展开第二步,即,开始政府间的讨论。政府间讨论的主要目的很简单:深入了解潜在对手的观点,更准确地评估升级风险。考虑到环境对于决定升级风险的重要性,可以不进行三边对话,而是分别进行美中和美俄对话。

使各方感到对话确实能加强彼此了解的互惠感,是持续对话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赵通和李彬提出了一些中美之间可以增进互信的具体领域。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双边核能力相互脆弱性的基本事实、且美国愿意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力量发展和部署方案”,则中国可以考虑“就未来高超音速武器是安装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以及哪些太空资产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正当攻击目标与美国展开讨论”。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的工作表明,美俄就这两个问题——先进常规武器和太空核C3I资产的生存能力——展开对话也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美中、美俄讨论的第三个潜在重点是网络武器与核C3I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于俄国而言,可以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讨论,即俄国是否觉得这类问题有讨论的价值。

美国和俄国商定讨论战略稳定性,期间可能会涉及交缠的升级后果。虽然第一轮对话已于2017年9月进行,但很难乐观期待该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美中对话则更难启动,李彬和赵通已经解释了其原因。期间,非官方参与者的第二轨道讨论有助于弥补认知差异,也有望为政府间的对话铺平道路。

长期看来,树立合作信心甚正式控制军备对于降低风险都有重要作用,但眼下实施此类措施的前景黯淡(达成这些措施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间展开讨论,而目前看来政府间讨论可能遥遥无期)。尽管如此,政府可以也应当启动制定和评估提案的工作。

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对美俄关系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制定透明度协议,阻止向对方“战略目标”范围发射巡航导弹的空射和潜艇平台“秘密集结”;协商禁止测试、部署专用反卫星武器;同时洲际助推滑翔系统不得超过《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条约规定的限度。美国和俄国应当评估是否可以接受以上建议,如若不能,则评估是否可以修改到可接受的程度。比如,美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担忧禁止使用反卫星武器根本无法核实。不过,重点讨论旨在保护同步轨道或高椭圆轨道卫星(属于核心太空核C3I资产)的建立信任措施可能更容易实现。美国和俄国应当自行考量哪些建立信任理念的互利性已达到可单独进行谈判的程度,而哪些只能通过更广泛的一揽子方案讨论。同样,如果政府没有行动,则非政府分析人士可以着手探讨以上问题。

采取措施面临的挑战有的很明显,有的则不然。赵通和李彬提出了经常被忽视但可能很严重的一个挑战:责任问题。他们指出,很多中国专家认为引起升级风险的是美国,因此应当由美国方面采取纠正措施。同样,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选择使用某些C3I能力同时支持核行动和非核行动,中国也应当对该政策的后果负责。美国和俄国互相谴责的场景也不难想象。

然而,谴责在核时代没有实际意义。考虑到各国共同面临着意外升级风险,管理风险的责任也应由多国共同承担。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和苏联经历巨大危险方才达成共识,开始降低风险的停止/启动流程。而遗憾的是,美俄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当年的教训。此外,由于中国涉身严重核危机的经历十分有限,中国领导人尚未对此类教训有深刻感受。无论美俄、美中存在怎样严重的分歧,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努力在出现了严重的核战争风险之后才起作用。

注释


[1] 由于各种原因,由无人潜航器引起的升级风险,至少从直觉上讲似乎在美中冲突中比在美俄冲突中严重得多。俄罗斯弹道导弹潜艇力量规模大于中国,遍布两大洋,而且似乎比中国更低调。另外,西太平洋的海军要塞一般比北大西洋更隐密。不过,验证此直觉是否正确还需要很多研究。需特别注意的是,白海(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所在处)与巴伦支海之间有一条非常狭窄的航道,美国无人潜航器可能对该地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