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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军事技术的两大发展让核领域不再孤立。首先,大量新兴非核技术可以与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C3I)系统相互作用,包括高超音速、反太空、网络、无人自动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和导弹防御技术。其次,多功能军事技术越来越常见,既可以用于常规作战也可以用于核作战,亦可同时威胁潜在敌人的核资产和常规资产。

非核技术和核技术的交缠,对于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有着重要影响。虽然美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升级风险,但对中国如何看待此问题尚无系统性的了解。然而,交缠问题又的确与中国有关。美国先进非核武器可以威胁到中国的核力量及其C3I基础设施。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及俄罗斯的非核技术开发工作,同时,其自身也有类似开发项目。这些武器一旦部署,也可威胁美国核C3I基础设施。

在此背景下,本章集中讨论交缠导致非核冲突上升为核冲突的四种可能途径。第一,某些武器和军事资产可能因其多种用途引起误解而导致意外升级。多功能打击武器和多功能打击目标(包括武器或其支持系统)都会引起误解。

非核技术和核技术的交缠,对于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对部署特定武器的目的和影响、或该武器将于何种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引起战略误解和误判。比如,美国和中国对于彼此在何种情况下会使用反卫星(ASAT)武器有着不同理解,两国对美在韩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萨德,THAAD)系统背后的目的和影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可能在危机期间引发意外升级。

第三,某些非核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可能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受风险的倾向,从而增加或减少主动升级的可能性。第四,某些非核技术的引进可能减轻、也可能加重战争迷雾(即感知战争态势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意外核升级的风险。

本章将介绍并阐释中国学者对于交缠经由四种途径引发升级风险的看法,并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作对比,同时介绍作者本人对升级风险的看法。另外,本章探讨了中国是否真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故意利用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增强威慑力。中国对美国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和导弹防御影响其核威慑力的担忧是严肃且众所周知的,本文因此没有对此再进行详述。

为了解中国对各升级途径的看法,作者全面梳理了现有公开文献,进行了大量访谈,并与来自军界、外交政策界、国防科技工业、智库、学术界的中国资深专家举行了闭门圆桌会议。交流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方专家观点并非大统一。因此,本章侧重阐释中方主要观点,同时也介绍一些国际学界可能感兴趣的少数派观点。

中国关于升级的思想

意外升级一直不是中国安全思想的重点。[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没有深入涉及意外升级或危机管理。毛泽东带领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安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通过不确定性迷惑敌人的战术,其目的是让敌人无法准确知晓中国自身能力和真实目标,同时尽可能了解敌人的能力和意图。[2]这一传统思想与西方常见的思想学派有较大差异,后者主张让对手正确评估自己的意图和能力,有助于避免意外升级。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获得核武器能力之后,除了1969年的中苏边界危机(据称当时苏联暗示要对中国基本核能力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外,几乎没有卷入重大国际核危机的切身经历。

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倾向于认为,只在有绝对把握(或接近绝对把握)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应当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强调的三大作战原则中,有一个涉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条件:“作战的致胜原则就是: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打赢。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3]受该原则影响,中国战略家倾向于不过多考虑胜利或失败之外的其它情况。此原则也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相信最高决策者可以较充分地掌控战争的具体进程,从而没有过多考虑战争进程可能涉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最高决策者可能并不能完全实时了解战场态势、或者不能有效管控具体军事行动的风险。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获得核武器能力之后,除了1969年的中苏边界危机(据称当时苏联暗示要对中国基本核能力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外,几乎没有卷入重大国际核危机的切身经历。[4]相反,美国和苏联直接经历了大量严重核危机,包括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从中切实感受到冲突意外升级的巨大风险,进而在后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通过签订双边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建立降低核风险中心等方式降低意外升级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没有严重的核危机经历,因此对意外升级的风险没有第一手体验。

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国内战略学界与西方交流愈加频繁,中国的思想也在演进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更加关注国际危机如何更可能起源于国内因素而非国际紧张局势。[5]此外,中国传统观点认为公开讨论升级风险或危机管理本身会传递出软弱信号,[6]而决不向敌人妥协既是一项神圣原则,也被认为是决策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体现。这种观点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专家研究如何避免或减缓升级风险的兴趣。

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国内战略学界与西方交流愈加频繁,中国的思想也在演进和发展。中国专家逐渐了解并接受了部分西方文献概念,包括升级和危机稳定。国内关于升级的讨论也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开始分析战略安全问题对军备控制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的影响。此发展趋势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与西方战略学界的深入交流。[7]

即便如此,传统观点和看法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体理解。传统中国观点和西方思想的不断碰撞和融合,使得中国当前对交缠与意外升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看法,十分值得探讨。

多功能装备引发误解

多功能目标

有的武器装备或其支持系统既能在常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也能在核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在一场常规冲突中,如果此类多功能资产受到袭击,受袭国家可能难以正确解读敌人的潜在意图,因为敌人的袭击目的既可能是破坏己方的常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能是破坏己方的核力量使用能力,而后者必然引发己方更大的担忧。受袭国家如果认为其核力量受到直接威胁,有可能考虑启动严厉的报复措施,包括进行核反击准备。

举例而言,美国预警卫星能够提供核洲际导弹攻击的战略预警,同时也能加强美国区域导弹防御能力(比如对敌方的中程常规导弹提供预警数据)。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保护范围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预警时间:发出警报的时间越早,保护区越大。[8]发生导弹袭击时,美国预警卫星发出的警报一般早于地面雷达,因此可以提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战斗能力。美国曾表示,担心中国可能将美预警卫星作为打击目标。2016年美国国防部呈交国会的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便提到了这一担忧。[9]美国学者还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空军出版物的观点:“在与美军的海上交锋中,击落美国预警卫星可以避免升级、稳定事态。”[10]美国高层官员曾公开提及此类报告。[11]

确实有中国专家指出,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打响常规战,中国应当考虑摧毁美国预警卫星,削弱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从而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美军和/或台湾目标。[12]对美方而言,考虑到预警卫星对美国战略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重要性,中国打击预警卫星可能被理解成中国有意破坏美国侦测和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并被美国误认为是中国意欲向美国国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先兆。美国由于担心中国打击预警卫星可能预示着中国即将向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可能抢先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如此一来,对多功能军事资产进行打击——比如本例中的美国预警卫星——便可能引起意外升级。

同样,美国战略界一直担忧中国没有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担忧中国部分军用通讯系统既要支持核军事行动,又要支持常规军事行动。[13]中国的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很难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确认。由于对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缺乏明确的定义,即便中方专家对此也无一致看法。国外专家的担忧包括,中国的东风-21、东风-26等弹道导弹据称有核型号,又有常规弹头型号,美国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把中方的核导弹误认成常规导弹进行打击,从而带来意外升级的风险。此外,美方专家认为中国一些导弹基地同时部署核导弹和常规导弹,或许还“共用支持力量和设施”。[14]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共用基地或设施的做法被认为是可能引发意外升级的又一因素。

迄今,中国分析人士对多功能装备以及核常混合部署可能引起的升级风险,与西方专家的看法存有较大差异。中国大部分政策界和技术界专家,并没有专门考虑多功能装备及核常混合的战争升级风险,在制定和审议政策时较少将其考虑在内。[15]事实上,中国文献几乎极少谈及相关的升级风险。

有关文献的缺乏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核事务保密级别相对较高。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内的安全和军事专家仍然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沟通程度并不高。获准参加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很多中国专家,可能并不清楚中国核力量的具体安排,也不完全熟悉关于核常混合的具体政策问题。在二轨对话会中,美方经常会就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提问,比如,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常规能力发动常规打击却意外破坏到中国核能力时,中国可能如何反应?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中方参会者的观点似乎只是推测,而不是基于对己方具体政策的确凿了解。如此局面增加了开展实质性讨论并达成共识的难度。

中国专家和国外专家对特定军事行动的目的和影响的不同看法,也可能无意中带来升级风险。例如,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如果在台湾海峡打响常规战,中国打击美国预警卫星显然只是战术军事行动,其目的仅仅是破坏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虽然一些中国专家明白美国的预警卫星也为核大战提供战略预警,但他们似乎认为美国肯定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常规、有限、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没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大规模核力量,所以美国应该明白中国即使破坏了美国战略预警能力也无法借此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不遭受核报复,所以破坏美国的战略核能力不可能是中方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但在很多美方专家眼里,中国可能对美国小规模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对美国进行恐吓、而非试图先发制人地解除美国的核武装;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攻击美国预警卫星确实可能是对美使用核武器的先兆。

换句话说,美国官员和专家对于此类打击的目的和影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打击预警卫星是对美国核武器C3I系统的严重威胁,因此极具挑衅意味,美国应该考虑强硬回击。[16]双方认知的这种差异可能引发误判和意外升级。

中西方战略家的思维差异有助于解释双方对中国核态势的不同解读。有国外分析人士提出,中国可能故意将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混合,以此保护其常规导弹不被敌人攻击。[17]他们认为中国的想法是:在范围有限的常规冲突中,由于中国常规力量部署地非常靠近核力量,使得误击核力量的风险太高,敌人会因此避免攻击中国的常规力量。

事实上,中国战略家没有太多考虑混合部署对升级风险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不是为了保护常规力量而采取混合部署。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因此故意混合部署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以后会这样做。事实上,中国战略家没有太多考虑混合部署对升级风险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不是为了保护常规力量而采取混合部署。此外,中国专家似乎不接受用核力量保护常规力量这一逻辑。相反,他们认为核力量的生存比常规力量重要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军事规划者试图用核力量保护常规力量的猜测并不符合事实。[18]

事实上,中国核与非核混合部署主要受工程和后勤便利因素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专家最近提到,新公开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使用核弹头和常规弹头,且可以根据战场具体需求,迅速在核弹头与常规弹头之间进行转换。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很小,使得核导弹具备发射常规弹头的能力可以提升中国应对“多元安全威胁”的效果。[19]中国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混合部署似乎也是出于类似原因。

多功能打击武器

部署或使用可同时威胁核目标和常规军事目标的进攻性武器,同样会引起误解。很多新型非核武器威胁到的目标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常规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在目标包括重要恐怖分子、雷达、反卫星武器、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车(TEL)。此外,高超音速武器具有飞行中的机动性,造成目标点的不确定性——即目的地不明确。因此,假如中国探测到美国向中国方向发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武器落地前中国无法知晓打击目标是在朝鲜、俄罗斯东部还是中国。即便在武器行程后期可以确定打击目标是中国,中国仍然不能肯定美国是要攻击人口中心、军事指挥控制设施、导弹基地、战备机动中的核导弹发射车还是反卫星武器发射装置,同时也很难确定来袭武器安装了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即弹头不明确。由于目的地和弹头不明确,加之该武器兼具摧毁核目标和常规目标的能力,这会引起误判和重大升级风险。[20]

中国专家似乎不太关注上述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升级风险。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就认为美国有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对中国核力量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即便高超音速武器只能携带常规弹头,中国分析人士仍担心其高速和高精确度完全可以使其用于先发制人打击。[21]200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将“非核攻击能力”纳入新三位一体(旨在发展核与非核打击能力、战略防御和灵活反应的基础设施),[22]同时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项目(旨在开发远程高超音速非核武器)不断取得技术突破,中国的担忧也逐渐增加。因此,有两个原因使得中国可能将某些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解读为旨在打击中国的核力量:一是中国认为美政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本来就是针对中国的核力量,二是中国尚未对来袭弹头和目的地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的误解风险进行全面研究。

无人潜航器(UUV)是可能因其多功能引起意外升级的新兴非核能力的又一个例子。有些攻击性的无人潜航器既可以威胁敌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又可以威胁攻击型潜艇。举例而言,无人潜航器可以采集敌人潜艇部署区域或航行路线数据,为反潜作战(ASW)提供支持。这样的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加剧紧张局势,比如2016年12月美国在中国南海东南部水域部署两艘无人潜航器,中国捕获其中一艘,引起中美海军对峙。[23]

更重要的是,发生危机时,一方可以在敌人潜艇基地入口处或海上要道附近部署无人潜航器,追踪尾随潜艇。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将“威胁敌方生存”列为无人潜航器的重要任务。[24]无人潜航器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潜艇构成同等威胁,这令中国在危机期间很难判断美国意图。比如,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核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其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可能使中国做出强烈军事反制措施。而中国的这种强烈反应在美国看来可能又极具挑衅意味,这就可能导致冲突循环升级。事实上,中方的报道暗示,中国2016年12月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认为在该区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受到威胁。[25]将来一旦发生对峙,如果中国认为其弹道导弹核潜艇受到威胁,中国可能再次采取强硬措施驱逐美国力量,并展开积极行动保卫自己的战略核潜艇。美国可能认为这些行为过于咄咄逼人,从而也采取激烈的反制措施,这可能导致战争升级。

对非核武器及其影响的不同理解

各国对特定武器的理解通常不同,这些分歧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一方对另一方在危机期间使用某武器的倾向性有不同认知。其次,一方对另一方部署某武器的目的可能存在不同认知,这使得一方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升级或降低危机的意愿。

对使用倾向性的不同理解

中国自从2007年成功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以来,其对此项技术的兴趣引来国际密切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和评论员曾广泛讨论外太空成为新战场后对国际安全的影响。[26]考虑到太空资产对现代军事行动的重要作用,很多中国分析人士在公开文章和评论中推测反卫星武器将来可能成为显著影响战争结局的战略力量。[27]也有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怀疑中国近年开展的一些导弹防御试验其实是伪装的反卫星试验。[28]此情况下,由于反卫星技术和导弹防御技术存在固有共性,加之缺乏公开的试验技术数据,所以很难客观地推导出中国对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兴趣有多大,更不必说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兴趣。然而,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越来越担心将来发生冲突时,中国方面可能使用反卫星武器以剥夺美国在太空的重大利益。

笔者与中国战略界的访谈表明中美专家可能在此问题上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

笔者与中国战略界的访谈表明中美专家可能在此问题上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29]我们了解到的大部分中国专家严重质疑反卫星武器的真实效果。最常见的观点是中国关于反卫星武器的作用有很多理论探讨,但公开文献中系统性地实际考查反卫星武器显著影响未来战争进程可能性的严肃研究却很少。事实上,多数专家对反卫星武器有助于取得决定性、不对称优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这种观点在中国技术专家圈中十分普遍,且与国外学者最近开展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反卫星武器的战场实用性非常有限。[30]相反,支持使用反卫星武器作战的中国专家往往是理论战略家,而较少是军事技术领域专家。

中国战略界的意见不一表明,中国在将来发生军事冲突时,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可能性或许没有多数美国官员和专家预测的那么高。这明显有利于危机稳定。但由于美国不完全了解中国对反卫星武器的犹疑情绪,所以不太可能实现本应有的正面效果。发生危机时,美国认为中国很可能较早使用反卫星武器,因此可能将中国反卫星能力的拉动和演练等模糊信号误解为中国可能准备使用反卫星武器,而中国其实并没有。这时,美国可能出现过激反应,对中国反卫星资产和设施启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造成不必要的战争或严重升级风险。

各方对造成升级风险的责任人也有不同看法。

此外,各方对造成升级风险的责任人也有不同看法,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很多中国专家认识到上述升级风险确实存在,但认为这些风险是美国“遇袭即发射”的核政策引起的,因此在降低风险方面,美国应该负主要责任,采取主动措施,比如放弃其“遇袭即发射”的政策。他们认为中国不应因此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就变得谨小慎微。

对部署目的的不同理解

最近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争议,再次证明关于特定技术能力的不同理解会引发升级风险。但这次的情况比中国反卫星武器更为复杂。美国了解中国可能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动机,但可能高估了中国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愿。相反,中美对萨德的能力认知不同,对部署目的的看法同样存在分歧,这进一步加大了升级风险和问题解决难度。

2016年7月,美国和韩国方面商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仅具备低空防御能力,比如爱国者-2型防空导弹,只能在来袭导弹即将落地前实施拦截。[31]萨德则意在高空拦截中程导弹,多加一层防御。考虑到朝鲜构成的弹道导弹威胁与日俱增,美韩两国为了保护韩国本土目标以及美在韩军事基地,认为部署萨德是必然选择。

中国对萨德及其部署目的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中国主流专家认为萨德最擅拦截射程1000公里(约600英里)以上的弹道导弹,而朝鲜半岛从北到南只有约900公里,朝鲜对韩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导弹射程并不到1000公里。因此,很多中国专家得出结论,萨德不能保护韩国不受朝鲜短程导弹威胁,其部署目的直指中国。[32]

另外,中国十分怀疑美国部署萨德只是“用导弹防御系统全面包围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以此破坏中国的战略核威慑力。[33]中国技术专家指出,萨德系统强大的X波段AN/TPY-2雷达,能够监控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弹头和诱饵的过程,也能探测跟踪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从渤海湾发射的弹道导弹,再将采集到的数据传递给美国国土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升其对中国洲际核导弹的防御能力。[34]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专家认为部署萨德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核威慑力,给中国带来了战略安全威胁。

美国包括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内的专家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均不认同中国的看法,认为萨德可以有效拦截朝鲜短程导弹,且不会破坏中国核威慑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先进的反制措施,如果非要说AN/TPY-2雷达对中国威慑力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不会显著破坏中国核威慑力。多数美专家认为中国的担忧没有根据,或者只是出于政治因素而夸大其词。

中美双方的不同看法可能引发升级问题。已经退休的尹卓少将和杨毅海军少将等中国资深军事专家指出,中美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应当做好攻击萨德的准备。[35]尹卓将军甚至认为将来与美方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应当先发制人打击萨德。[36]如果中国真的打击萨德系统,中美两方会对中国的意图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应当理解中国打击萨德只是为了消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即其核威慑的生存能力——受到的侵犯,使双方战略平衡恢复到萨德部署前的状态。中国会认为自己的打击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正当,不应当激起美国的过度反应。相反,美韩决策者不认可萨德对中国构成实际威胁的说法,因而可能认为中方的打击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事实上,由于美韩已经宣布部署萨德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所以美国和韩国方面甚至可能认为中方打击萨德意在鼓励朝鲜,促使朝鲜对美韩发动更严重的军事挑衅。在这种情况下,美韩和中国对各自利益和冲突背景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认知分歧会进一步影响美韩的后续反应,以及中国如何解读其反应。

非核技术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非核技术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担风险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升级态势。如果一国对其应对敌人挑衅的能力有信心,则该国会表现得较能承受风险,可以静候敌人挑衅再发起反击。相反,如果一国对自身应对能力信心不强,则该国会表现得较不愿承担风险,在发生危机时会倾向于在自己尚有回应能力的情况下及早动手。非核技术可以改变一国对其危机应对能力的信心,从而影响该国升级倾向。

非核技术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担风险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升级态势。

假如一国知道敌人正在发展的某种能力可以破坏其核威慑力,比如可以打击预警卫星的反卫星武器、或者可以破坏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那么在危机期间该国对其核武器生存能力的信心便会下降。于是,该国可能会不愿承担被首先打击的风险,被迫在战争初期尽早使用核武器。

比如,中国专家知道美国政府正研究利用网络武器破坏潜在敌人的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C3I系统,防止敌人在危机期间发射导弹。[37]美国军方对此展开严肃研究的情况也曾被美国媒体进行公开报道。[38]其中一些报道指出,奥巴马政府曾于2014年加强发展针对朝鲜的“主动抑制发射”能力。[39](主动抑制发射指通过网络和电子干扰等方式,先发制人地以动能或非动能方法破坏或阻止敌人正常发射导弹。[40]

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曾笼统地对此类工作予以确认。2016年,时任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的布莱恩·P·麦克科恩(Brian P. McKeon)在国会作证:“我们需要开发大量工具,包括现在正在开发的工具,在发射之前解除威胁,也就是‘主动抑制发射’。发展主动抑制发射能力可以为美国决策者提供更多防御导弹攻击的工具和机会,反过来减轻‘被动防御发射’弹道导弹防御的负担。”[41]在同一场国会作证中,时任美国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以及综合导弹防御联合功能司令部司令的大卫·L·曼恩(David L. Mann)中将明确承认网络作战属于国防部“全面导弹防御策略”的一部分。[42]中国专家担心美国有对中国实施类似网络攻击的能力。

美国若想发展有效的网络能力,渗透敌人隐秘、复杂而且进行了全面防护的核C3I系统,必须在和平时期不断进行侦查和探测,摸清敌人网络的基本架构,以发现潜在薄弱点和漏洞。[43]而对方可能偶尔会发现美方的这种网络侦查行动,从而开始担心其核威慑可能受到网络攻击。一国对自身弱点的强烈警觉会使其在危机期间更加不愿承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多种因素可能增加意外升级风险。

首先,即使相对无害的网络入侵也可能使攻击方低估目标国的威胁感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可能非常复杂而隐秘。从攻击方的角度看,单单攻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实施破坏,但目标国可能会高估攻击方的能力和/或意图。如果目标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敌人网络渗透的蛛丝马迹,它可能无法迅速地了解渗透的确切规模和程度,因而不得不做出最坏的假设。比如,目标国可能担心攻击方已经或正在篡改系统关键数据和/或代码,系统即将遭到致命破坏,而攻击方其实没有此意图或者没有意识到有此能力。目标国由于认为其系统可能即将受到严重破坏,从而感到形势急迫,因此或许会试图在尚未丧失对其核武器的控制能力之前,迅速使用核武器。

其次,目标国可能认为网络攻击是其核力量即将受到动能攻击的前兆。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遭到网络渗透,该国可能认为此攻击标志着攻击方已经越过最后红线,正要对其核能力实施先发制人的解除武装打击,而网络渗透也可以用来采集情报帮助进行动能打击。于是,目标国因担心先发制人的动能打击将接踵而至,有可能采取过度反应。之前就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可能在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同时或者之前首先进行网络攻击,因此假如中美发生军事对峙,中国似乎有正当理由担心美国在发动网络攻击后将随之展开动能打击。[44]

第三,即使一方在危机期间仅仅是得知敌人或许有能力破坏己方的核C3I系统,这也可能会引起误判和反应过度。例如,如果一国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不明来源的网络攻击,或者碰巧出现技术问题,该国可能误会是对方蓄意发起网络攻击,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事实上,其他类型的武器也会引起此类风险。比如,若危机期间某预警卫星出现不明问题,不能正常工作,该国如果知道敌人已经在开发或部署反卫星能力,则可能错误地归咎于敌人的蓄意攻击。

第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危机时期,防御网络攻击都会增加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一国认为敌人有能力破坏其发射核武器,则该国会优先确保其发射核武器的命令可以随时被有效执行,而不是预防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此一国必须做出权衡。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感知到严重的敌方网络破坏的威胁,这将促使该国更愿意承受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器的风险,而更重视下令后不能迅速发射核武器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各国为避免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核武器,采用各种程序验证发射命令的可靠性。不过,如果一国担心网络武器干扰验证程序,导致武器不能正常发射,则该国可能会采用较难被干扰、但会增加意外发射风险的其他程序。

中国分析人士已经急切意识到中国核C3I系统可能存在潜在漏洞,尤其是面临网络渗透的风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高级军事专家在评论2010年美国沃伦空军基地事故时(当时因技术故障,五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失联),指出敌人有可能蓄意攻击国家核指挥控制系统,并强调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类似甚至更严重的事故。[45]中国民间学者也强调了中国核指挥控制系统面临的网络威胁。[46]中国很可能已对其核C3I系统实施被动防护措施,比如进行物理隔离以及使用电磁屏蔽技术,[47]不过具体细节尚无公开讨论。此外,即便采用防护措施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正如震网事件所透露的,美国和以色列研发网络武器攻击伊朗纳坦兹的离心设备,即使进行了物理隔离,系统在精密干扰之下仍然十分脆弱。[48]

本章采访的大部分中国专家认为,核C3I系统受到的网络威胁本身并不会增加升级风险,风险是否会增加根本上取决于一国所做的战略选择而非技术问题本身。比如,若一国担心自己的核C3I系统受到网络攻击,那它有两个选择:制定计划在系统被破坏之前使用核武器,或者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部署完全不依靠网络的备用C3I系统。如果不考虑备用系统的成本、有效性、可能受其他干扰手段破坏等明显挑战,备用系统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危机的作用。中国专家认为,一国应对网络攻击的政策,是一个战略选择影响升级风险的明显例子。由于中国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所以不会对网络攻击做出核反击。然而,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些研究则主张不排除对严重的网络攻击启动核报复。[49]

有的中国专家认为,网络技术对危机稳定性有负面影响的流行观点完全基于逻辑推导,没有实际证据,因而对其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国家在对网络攻击做出启动军事报复的决定时通常会非常小心,网络攻击引起升级的情况非常少见。[50]也有专家认为,一些网络攻击技术具有自我威慑的效果,这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被轻易使用。他们给出的理由与美国军事战略家成斌(Dean Cheng)的观点类似:“大部分网络武器实际只能使用一次,”一旦使用后,目标就会采取行动修补网络漏洞,使得这种网络武器丧失效用。[51]

最后,少数中国专家甚至指出,网络技术对危机稳定性有积极影响。他们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便利各国决策者之间以及决策者与大众之间的沟通。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公众有更多机会了解核对峙升级风险,从而更加不愿承担此类风险,更愿意向国家决策者施压,令其关注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采取温和措施,缓和军事紧张局势。

技术、战争迷雾与升级

“战争迷雾”一词形容军事领导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掌握战场局势,[52]从而会造成误解和误判。本章讨论的许多新兴非核技术有加重或减轻战争迷雾的作用,从而影响升级动态。

一方面,一些中国专家在受访时表示,网络技术可以帮助政府获取、追踪情报。他们认为,先进的网络技术让政府能够高效、详细、及时地监测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存储和流动,迅速发现异常迹象,有助于改进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管理,从而降低意外发射核武器或使核材料落入坏人之手的几率。

本章讨论的许多新兴非核技术有加重或减轻战争迷雾的作用,从而影响升级动态。

另一方面,中国分析人士也认识到使用某些非核武器可能妨碍敌人对战场形势的认识。有的中国分析人士(尤其是支持在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打击美国侦查和通信卫星的分析人士)则倾向于认为,反卫星武器能够破坏美国C3I系统的有效性,由此引起的战争迷雾可以为中国带来一定的战术军事优势。[53]

不过,关于降低美国战场形势感知和实时通信能力是否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的讨论甚少。受访中国专家认为,对美国太空C3I资产进行有限打击不会引起核报复,因为这种不成比例的回击是很难想象的。但较少有人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即,由于战争迷雾加重,美国的战场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可能将中国军演、调动导弹部队等军事演练行动误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因而可能对中国核力量或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中方没有关注到这一种可能性,或许与中国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长期政策有关。由于该政策,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同行和他们一样,理应明白中国无意通过首先使用核武器来解决常规军事冲突。因此,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其它军事举动误读成即将使用核武器的信号。举例而言,一位中国资深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使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但她同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国家,反卫星武器显然不会引发核攻击”。[54]这种观点是中国普遍想法的典型,即,不认为错误的认知和理解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不必要使用,不认为反卫星武器等技术引起的战争迷雾可能影响敌人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和决策。

浓重的战争迷雾之下可能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故。比如,若中国反卫星武器攻击美国预警卫星,可能会增加美国对来袭导弹的误报几率。事实上,1995年,俄罗斯陆基预警雷达就把侦测到的挪威探空火箭误认成美国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在这次事故中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没有错误地启动核报复,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当时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天基预警卫星网络,两套系统相互验证,从而澄清了局势。[55]对于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假如美国预警卫星无法运转,其不得不完全依赖陆基和海基雷达探测、核实来袭导弹,那错误警报无法澄清的几率可能会上升。这会增加事件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甚至导致错误的核交战。中国分析人士对这些可能性还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战争迷雾不仅让敌人难以获得准确信息,也阻碍本国与敌国之间信息的有效流动。美国不断加强使用可能破坏中国战略能力的无人军事系统,恰恰说明了此问题。

无人潜航器等无人系统的部署,尤其是在反潜作战中的应用,将带来新的沟通问题,尤其是当一国无人系统与别国的有人系统之间发生冲突之时。有的无人系统完全自动化,无需远程遥控。但远程遥控无人系统与操作员之间的通信连接有可能被切断,甚至有些无人系统本身就不具备向外释放信号的功能。于是,当有人系统和无人系统在海上相遇时,通过相互发信号表明或澄清彼此意图将比当双方都是有人系统时更困难。事实上,新起草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很难直接运用于无人系统。[56]因此,假如远程遥控无人潜航器遇事,操作员可能难以快速辨别原因、准确评估敌人意图。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感知到的威胁,导致意外升级。

更严重的是,中国已经怀疑美国无人潜航器很快就能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实际威胁。因此,危机期间中国一旦探测到美国无人潜航器靠近其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其航线、基地,中国或许不能不假设美国正试图进行战略反潜作战,[57]进而可能提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警戒状态,调动其他力量准备采取强硬行动保护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而如果美国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动机,就可能会对此类措施做出过度反应。假如中国发现敌方的有人驾驶核动力攻击潜艇(SSN)威胁到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虽然也会引起局势升级,但风险很可能没有无人系统那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指挥员很可能比无人潜航器的操作员经验丰富,也更不愿置自己的潜艇和船员于危险之中,所以会倾向于避免过于挑衅性的行为。此外,正因为核动力攻击潜艇有人操作,中国在采取反制措施应对时,也会比应对无人潜航器更谨慎。

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其他技术可以大大加快战争节奏,缩短决策时间,加剧战争迷雾引起的问题,使升级管理更加复杂化。例如,美国将军曾警告称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武器会加快未来冲突的节奏,使得未来与俄国和中国的战争变得“极其致命而迅速”。[58]中国专家对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影响持相同观点,并强调此类武器会“显著缩短反应时间”,因此需要开发出更好的情报和信息处理技术。[59]总体而言,中国专家似乎同意西方专家的看法,认为现代战争步伐的不断加快会带来升级风险;但由于他们相信通过开发新能力和制定新的作战程序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信息处理和决策速度要求,因此他们对风险管理的前景似乎也更为乐观。

中国专家对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影响持相同观点,并强调此类武器会“显著缩短反应时间”,因此需要开发出更好的情报和信息处理技术。

在新技术背景下,核武器使用决策或面临更紧迫的时间压力。根据对美国“遇袭即发射”政策的相关研究表明,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人员只有约两三分钟时间根据预警系统的评估对来袭情况进行确认。[60]假如使用网络武器破坏北美防空司令部计算机系统,干扰数据通信或数据处理,就会大大增加在规定时间内核实警报真实性的难度。这会导致美国总统无法全面了解形势,可能不得不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仓促做出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分析人士还没有深入探讨战争迷雾加重后可能对中国及其敌国的决策、以及升级机制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

结论

新的先进非核军事技术的发展和部署增加了核能力与非核能力的交缠,可能使升级机制更加复杂而危险。这种影响对中国核领域与战略安全界的多数专家而言仍然属于较新颖的话题。很多专家在文章中表达过担忧,但尚未进行过系统性研究。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仍存在显著分歧。

第一,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缺乏互信,导致中国处理潜在升级风险、包括意外升级风险的意愿不强。人们普遍认为关于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将危机升级或降级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一国能否实现其战略目标;而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使中国没有太多兴趣参与讨论升级风险以及共同管理可能的升级风险。中国方面特别担心的是,减轻美国对危机期间潜在升级危险的顾虑可能让美国的行为变得更无所顾忌、更倾向于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升级危机,甚至让中国受到更强的核胁迫。

第二,有中国专家似乎怀疑美国强调升级风险的目的是破坏中国正当的军事现代化工作,尤其是针对可能加剧升级风险的新军事技术的开发。总体而言,发展新军事能力应对西方牵制的迫切需求与考虑升级风险相比更加重要。

第三,中国的传统战略和军事文化也很重要。中国战略家与西方战略家不同,他们历来不强调处理升级问题,尤其是意外升级问题。即便在今天,撰写文章探讨该问题的中国专家依然很少,更不必说去开展深入研究。中国缺乏参与严重核危机的亲身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专家不像其美、俄同行那样重视意外核升级的风险。

第四,很多中国专家都认为军事技术本身不会改变升级的风险,反而是具体的部署和运用战略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最终是战略而非技术将决定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对军事技术的具体部署和运用战略对升级的影响展开系统性研究。

第五,由于中国体制的内部分化,中国核领域与战略界大部分专家只集中于自己的具体专业领域,而深入研究升级问题至少需要三个领域的知识:中国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其他国家的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战略、军事外交和军备控制问题。体制分化限制了各领域专家之间进行经常性的实质交流,不利于形成研究升级问题所需的全面知识结构。这不仅妨碍中国战略界研究升级风险,也会阻碍中国与国外专家进行深入的实质性讨论。

第六,即使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升级风险,但对谁是造成风险和解决风险的主要责任者这一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比如,假设中国打击美国预警卫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中国先发制人的反卫星打击策略是意外升级风险的导火索,中国专家却认为美国“遇袭即发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于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当负责降低升级风险,而自己无需采取纠正措施。这种思考问题方式无法消除双方关于如何解决升级风险的观点分歧。

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

第七,中国专家担心西方处理升级风险的一些提议——比如将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分离——可能被潜在敌人利用,方便他们对中国常规力量展开打击。为此,虽然中国部分核力量与非核力量交缠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护后者,但在认识到交缠可能带来这种好处之后,中国可能不愿将核与非核进行分离而置自己于不利境地。

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升级风险确实存在,且随着交缠的日益普遍而不断增加,但由于中国的相关政策选择,实际风险可能没有很多外国专家所认为的那般严重。

外国专家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无条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真诚度或可靠性的怀疑。根据该政策,中国明确并坚定地承诺不会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从中国的角度看,此政策基本消除了中国方面主动将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专家对中国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深刻认识,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有大部分专家完全坚信此承诺的可靠性。中国专家大多坚定认为除非绝对确认中国受到了核武器攻击,否则中国绝无意图、也绝不会使用核武器。他们相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大大避免了紧张局势和冲突升级的风险。相反,许多国外专家倾向于怀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因此对中美升级风险的评估较为悲观。

此外,中国高度集中化的指挥控制体系使得中国未经批准或草率使用核力量的可能性低于很多国外分析人士的设想。指挥控制高度集中化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特征,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中国基层军队在作战时的行动自由度通常低于很多西方军队,没有上级明确指示,基层军事指挥官不会过度冒险——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文化。因此,危机期间,如果没有接到上级使用核武器的指令,解放军指挥官即使面对己方反击能力被快速削弱的风险,也会避免冒险性行动,不会轻易发射核武器。

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掌握着核武器使用权,而且很可能是小范围内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具体说来,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机构可能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甚至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或者是后者在前者的建议下做出决策)。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国草率发动核战争的几率低于一些国外分析人士的看法。

此外,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意外升级问题。中国官员和专家在与西方各级官员、专家交流过程中,加深了对潜在风险的认识。中美共同制定了海空军事相遇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此类规范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核力量、也远谈不上全面,但它们确实说明中国日益重视对军事危机和意外升级风险的处理。它们为两国未来减轻核风险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铺平了道路。

即便如此,我们在未来仍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随着西方核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有中国专家开始提倡效仿美国的一些核政策。例如,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和平时期将其核武器置于低戒备状态的长期做法,而变更为“基于预警发射”。[61]中国目前不断发展的预警系统也为做出类似政策转变提供了技术基础。[62]

美国不断投资开发新军事技术,比如可以干扰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可以威胁敌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无人潜航器以及可以引起各种不确定性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会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紧随其后进行同类技术竞争。如此模仿会加剧交缠现象,导致将来升级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为了应对交缠和意外升级挑战,中美必须加强战略互信。

为了应对交缠和意外升级挑战,中美必须加强战略互信。目前的信任缺乏直接导致中国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无心与美国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即便如此,通过交流处理升级风险和增强互信其实是相辅相承的。国外专家与中国专家之间的持续性对话,可以让双方均有机会深入、全面了解彼此的真实认知和关切。长期看来,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双方逐渐减少直至消除对彼此意图的疑虑,建立互信,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建立信任措施可以促进深入合作,处理交缠产生的升级风险。如果美国方面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双边核能力相互脆弱性的基本事实、且美国愿意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力量发展和部署方案,将非常有助于建立互信。这一政治承诺虽然不能进行绝对的验证,但依然会起到降低中国担心美国方面意图利用非核手段对付中国的小型核武库的作用,这会提高中国与美国讨论交缠问题、进而合作处理升级风险的意愿。中国也可以进一步阐明其对一些引起交缠并引发美方关切的技术认知。例如,中国可以就未来高超音速武器是安装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以及哪些太空资产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正当攻击目标与美国展开讨论

这些透明度措施不会涉及敏感军事信息,也不会破坏国家安全,而是有助于促进双方开展实质性探讨,澄清并减少非理性的威胁观,降低危机期间过度反应的可能性。考虑到中美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对话有望带来深入交流,带来在先进非核技术时代降低风险的单边和合作措施。

注释

 

[1] 本节部分研究基于:赵通《中美建立相互信任的核关系:交战影响》(博士论文,佐治亚理工学院,2014),https://smartech.gatech.edu/handle/1853/53021.

[2]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1).

[3] 王缉思和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载于2005年《美国研究》第2号.

[4] 雨驿《由珍宝岛引发的中苏核战危机》,载于2009年 《党员干部之友》第12号;陈昊《周恩来在珍宝岛事件前后》,载于2010年《党史博采纪实》第1号;威廉·伯尔(William Burr)《1969年美苏关系:中苏边界战争与和解之路》,载于2001年《冷战史》卷1第3号.

[5] 戴维斯·B·博布罗(Davis B. 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和约翰·A·克林根(John A. Kringen)《理解外交政策决定:中国案例》(纽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

[6] 张沱生《张沱生谈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性大国要拼危机管控》,载于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第24号.

[7] 迈克尔·D·斯韦因(Michael D. Swaine)、张沱生和丹尼尔·F·S·科恩(Danielle F. S. Cohen)《管理中美危机:案例研究与分析》(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

[8] 乔夫里·福尔登(Geoffrey 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载于2008年1月1日《连线》,https://www.wired.com/2008/01/inside-the-chin/.

[9] 国防部长办公室《2016年呈国会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国防部,2016.

[10] 迈卡·赞寇(Micah Zenko)《危险的太空事件》,外交关系协会应急计划备忘录第21号,2014年4月16日,https://www.cfr.org/report/dangerous-space-incidents.

[11] 芭芭拉·奥帕尔-罗马(Barbara Opall-Rome)《美国希望与中国设立类似美俄热线的太空碎片处理热线》,载于2012年2月13日太空新闻网,http://spacenews.com/us-wants-space-debris-hotline-china-patterned-one-russia-0/.

[12] 作者对中国核问题专家的访谈,北京,2016年7月.

[13]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假想敌:中国为不确定的战争做准备》(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

[14] 大卫·克罗默·洛根(David Cromer Logan)《划分中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载于2015年5月5日《原子科学家公报》,http://thebulletin.org/drawing-line-between-conventional-and-nuclear-weapons-china8304.

[15] 郭达安(Michael Glosny)、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和瑞恩·雅各布斯(Ryan Jacobs)《中美战略对话第八阶段报告》,海军研究生院,2014年8月.

[16] 福尔登(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山姆·塞茨(Sam Seitz)《太空武器化和反卫星威胁动态》,载于2016年7月14日全球情报信托,http://www.globalintelligencetrust.com/sam-seitz/dynamics-of-space-weaponization-and-the-asat-threat;和奥帕尔-罗马(Opall-Rome)《美国希望设立太空碎片处理热线》.

[17] 菲奥娜·S·坎宁安(Fiona S. Cunningham)和M·泰勒·弗拉韦尔(M. Taylor Fravel)《确保保证报复:中国核态势与中美战略稳定,”《国际安全》40,第2号(2015):45.

[18] 李彬等人,“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核武库现代化,” 卡内基国际核政策会议,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24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3/24/why-is-china-modernizing-its-nuclear-arsenal-pub-57516.

[19] 王长勤和方光明《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东风-26弹道导弹》,载于2015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20]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高招?提出关于全球快速常规打击的正确问题》(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

[21] 夏立平《‘高边疆’ 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2014年《国际观察》第5号;姚云竹《中国不会改变核政策》,载于2013年4月22日中美聚焦网,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will-not-change-its-no-first-use-policy.

[22] 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核态势评估报告:序言》(华盛顿特区:国防部,2002),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Jan2002/d20020109npr.pdf.

[23] 芭芭拉·斯塔尔(Barbara Starr)和瑞恩·布朗(Ryan Browne)《五角大楼要求中国归还美国无人潜航器》,CNN 2016年12月17日报道,http://edition.cnn.com/2016/12/16/politics/chinese-warship-underwater-drone-stolen/.

[24] 美国海军部《美国无人潜航器(UUV)总体规划》,2004年11月9日,http://www.navy.mil/navydata/technology/uuvmp.pdf.

[25]  子默《中美南海暗战升级 潜航器牵出核潜艇》,载于2016年12月17日多维新闻.

[26]  戴旭《太空战幽灵逼近》,载于2010年党政干部参考第8号.

[27]  赵楚《太空战:挑战、重点与对策—本刊召集解放军专家研讨太空战趋势与对策》,载于2001年《国际展望》第9号.

[28] 迈克·格鲁斯(Mike Gruss)《美国国务院:中国反卫星武器试验》,太空新闻网2014年7月28日报道,http://spacenews.com/41413us-state-department-china-tested-anti-satellite-weapon/;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中国反卫星武器试验》,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5年11月5日报道,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china-tests-anti-satellite-missile/.

[29] 作者北京访谈,2016年6月-7月.

[30] 贾格纳许·桑卡兰(Jaganath Sankaran)《中国对美国反卫星威胁的局限性》,载于2014年《战略研究》第19号.

[31] 美韩现正将韩国的爱国者-2改进型防空导弹系统升级为爱国者-3改进型防空导弹系统。

[32]  樊高月《韩国部署“萨德”弊大于利》,载于2016年4月13日中美聚焦,http://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160413/4811.html.

[33] 《克林顿表示美国可以‘用导弹防御系统包围中国’》,载于2016年10月14日芝加哥论坛报,http://www.chicagotribune.com/news/nationworld/politics/ct-hillary-clinton-china-20161014-story.html;何兴强《美日搭建导弹防御系统剑指何方》,载于2007年7月10日《中国国防报》.

[34]  吴日强《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对中国国家安全会有哪些影响?》,腾讯讲武堂,2014,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9055.html;李彬(音,Li Bin)《韩国安全难题与萨德部署》,载于2016年8月3日《京乡新闻》.

[35]  翟亚菲(Di Yafei)《六位大使将军激辩‘萨德’:韩国是不是中国的‘敌人’?》,载于2016年7月14日《环球时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8/9331382.html.

[36]  吴攸(Wu You)《解放军:若开战第一时间打掉萨德基地》,载于2016年7月11日多维新闻,http://global.dwnews.com/news/2016-07-11/59752736.html.

[37] 方勇《2015 年世界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发展重大动向》,载于2015年《军事文摘》第23号;邓思家(Deng Sijia)《美研发反导新技术:无人机发射激光 敌发射前打击》,载于2016年10月28日《解放军报》.

[38] 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五角大楼开发导弹发射前网络攻击技术》,载于2016年4月14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pentagon-developing-pre-launch-cyber-attacks-missiles/;小悉尼·J·弗里德伯格(Sydney J. Freedberg Jr.)《联合参谋部研究导弹防御新方案》,载于2015年9月16日《打破防御》,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09/joint-staff-studies-new-options-for-missile-defense/.

[39] 大卫·E·桑格(David E. Sanger)和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 Broad)《特朗普继续对朝鲜导弹的秘密网络战》,载于2017年3月4日《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4/world/asia/north-korea-missile-program-sabotage.html.

[40] 里基·埃里森(Riki Ellison)《主动抑制发射》,导弹防御支持联盟,2015年3月16日,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alert/3132/.

[41] 弹道导弹防御政策与项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4次会议(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布莱恩·P·麦克科恩(Brian P. McKeon)声明,2016年4月13日),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McKeon_04-13-16.pdf.

[42] 弹道导弹防御政策与项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4次会议(美国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以及综合导弹防御联合功能司令部总司令大卫·L·曼恩(David L. Mann)中将声明,2016年4月13日),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Mann_04-13-16.pdf.

[43] 《关键基础设施主动网络防御》,载于2013年《土耳其国防》8卷第48号.

[44] 斯蒂芬·J·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中国军事现代化:控制战略核武器的影响》,载于2015年《战略研究季刊》9卷夏季第2号,http://www.airuniversity.af.mil/Portals/10/SSQ/documents/Volume-09_Issue-2/cimbala.pdf.

[45] 《美国50枚核弹失控 世界惊魂一小时》,CNTV 2010年11月1日报道,http://tv.cntv.cn/video/C11237/d31e43c4849c4d92131a64a653619561.

[46]  程群和何奇松《构建中国网络威慑战略》,载于2015年《中国信息安全》第11号.

[47]  刘学观等人《电磁脉冲弹及其防护》,载于2003年《通信技术》第9号.

[48] 金·泽特(Kim Zetter)《黑客词典:什么是气隙?》,载于2014年12月8日《连线》,https://www.wired.com/2014/12/hacker-lexicon-air-gap/.

[49] 里查德·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和斯蒂夫·安德瑞森(Steve Andreasen)《网络战威胁不应当成为制定核威慑新政策的理由》,载于2013年6月14日《核威胁倡议》,http://www.nti.org/analysis/opinions/cyberwars-threat-does-not-justify-new-policy-nuclear-deterrence/.

[50]  刘杨钺《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载于2016年《外交评论》第4号.

[51] 成斌,“太空和网络威慑前景:中国案例,”传统基金会,2016年1月21日,http://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prospects-extended-deterrence-space-and-cyber-the-case-the-prc.

[52]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论战争》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皮特·巴瑞特(Peter Paret)编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越战烟云: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宝贵十一课》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执导(2003年纽约州纽约市;索尼经典影片);威廉·A·欧文斯(William A. Owens)和艾德·欧弗利(Ed Offley)《拨开战争的迷雾》(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

[53]  李大陆《论 “不对称” 军事制衡》,载于2015年《太平洋学报》第5号;李丹、焦彦平、高小玲和王敏《反卫星武器及其防御措施研究综述》,载于2009年《测控技术》第28号.

[54]  吴莼思《反卫星烟幕》,载于2015年5月28日《原子科学家公报》,http://thebulletin.org/space-weapons-and-risk-nuclear-exchanges/antisatellite-smoke-screen。

[55] 福尔登(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乔夫里·福尔登(Geoffrey Forden)、帕维尔·波多维格(Pavel Podvig)和西奥多·A·波斯托尔(Theodore A. Postol)《错误警报与核危险》,载于2000年《IEEE综览》37卷第3号。

[56] 美国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2014年11月9日-10日,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141112_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RegardingRules.pdf.

[57] 刘畅《美军无人潜航器对中国有何危害?》,载于2016年12月19日《凤凰军评》;张强《无人潜航器到底是个什么‘神器’》,载于2016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

[58] 塞缪尔·奥斯本(Samuel Osborne)《美国将军警告将来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极其致命而迅速”》,载于2016年10月6日《独立报》,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future-war-russia-china-us-extremely-lethal-fast-artificial-intelligence-cyber-warfare-a7347591.html.

[59]  严国群和陶中华《世界新兵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引人注目》,载于2003年2月19日《解放军报》;陈光文《高超音速武器成大国新竞技场》,载于2016年3月29日《国际先驱导报》.

[60] 《“攻击下即发射反击”是否可行?》,载于2016年8月4日核威胁倡议网站.

[61] 寿晓松《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62] 赵通《战略警告与中国核态势》,载于2015年5月28日《外交官》,http://thediplomat.com/2015/05/strategic-warning-and-chinas-nuclear-pos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