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美国“9·11”事件发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反恐,反恐级别不断提升,但其总体效果不佳,恐怖袭击频率不断上升,渐有常态化之势。欧洲刑警组织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2007—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发生2208起恐怖袭击事件(包含所有成功的、失败的和被阻止的恐袭),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法国(866起)、西班牙(937起)和英国(125起)。2016—2017年可以说是欧洲恐怖袭击的增长期,巴黎、尼斯、伦敦、曼彻斯特、布鲁塞尔、柏林等地连续遭受恐怖袭击,恐怖袭击在欧洲正呈不断上升之势。以2012年法国图卢兹犹太学校的恐怖袭击为分界,欧洲前期的恐怖袭击多为“基地”组织所为,后期则多为“伊斯兰国”组织所为,两类均属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从恐怖袭击者的出身背景来看,其中多数是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后代。法国《费加罗报》把一系列恐怖袭击称为“伊斯兰国”对欧洲掀起的“欧洲大战”,欧洲从此进入恐怖主义时代,无数无辜的平民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为什么向来宽容平和的欧洲社会会变得如此激进、极端和暴戾?极端主义分子为何在欧洲频频出现?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众多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

周边毗邻众多伊斯兰国家,使得欧洲成为难民躲避战乱和动荡的首选避难所

当前欧洲极端恐怖袭击频频发生,主要是源于欧洲自身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恐怖袭击折射出的是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部环境的多重问题。欧洲绝大多数恐怖袭击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密切相关,这些“圣战者”大多与中东地区的“基地”组织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地缘环境来看,欧洲属于典型的“地理囚徒”。环顾周边,欧洲被十几个伊斯兰国家以及数亿穆斯林人口所包围。欧洲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水平不仅使其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民众的移民天堂,同时一旦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战争和社会动荡,欧洲大陆也必然成为难民躲避战乱和动荡的首选避难所。自2011年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局势动荡以来,数百万计的难民冒险从陆海几路涌向欧洲大陆,这其中也混杂着不计其数的恐怖分子。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在近两年抵达欧洲的百万穆斯林难民中,至少有15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恐怖分子,这些人成为欧洲大陆的隐形炸弹,随时可能制造恐怖事件。

从历史来看,中东北非国家多数是欧洲国家原来的殖民地,欧洲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欠账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因劳工短缺,从殖民地国家引进劳动力成为欧洲经济复兴的必然选择。目前欧洲各国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有近4500万,其中近四分之一分布在法国和德国。大量穆斯林的到来,慢慢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所谓的“欧洲伊斯兰化”现象日趋显著,欧洲各地不断出现的移民与反移民浪潮就是明证。

大量移民的出现,带来了许多现实的社会融合问题。二战后几十年来,欧洲外来移民与本土社会文化的融合有成功也有失败。一般而言,第一代移民的思想和社会经历相对较为简单,他们基本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也能够较好地与本土居民融为一体。但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与其父辈大为不同,他们虽然在出生后接受了与其同代的欧洲人的价值观念,但在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方面却与欧洲本土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很多移民及其后代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为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有些人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差异巨大。尽管欧洲社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其并没有完全覆盖到少数族群,大多数移民仍处于欧洲社会的底层,徘徊于文明世界的边缘。孤立和贫困催生出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包括宗教与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成为极端思想的“俘虏”。

不仅如此,一些欧洲学者研究发现,即使那些较好融入欧洲社会的移民也正陷入一种“融合的悖论”之中,即越是与欧洲主流社会融合较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其子女越是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虽然其父母可以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但他们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并逐步产生彷徨苦闷。这些思想迷茫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与渗透的群体,一旦有机会,极端组织就会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对他们散布极端思想,招募“圣战者”,许多青年人因而成为极端组织的猎捕对象,在被洗脑后离家出走,参加“圣战”组织。2016年3月初,北约总司令、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从2012年起,至少有5000多名欧洲土生的穆斯林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圣战”,其中多数均陆续返回欧洲。法国参议院2015年3月公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有1430名法国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圣战”活动,是欧洲各国之最。这些深受极端思想左右的欧洲“圣战者”把恐怖主义带回欧洲大陆,成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

极右翼民粹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欧洲国家大多宣称奉行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处,但在现实政策中,却仍是以白人主流文化为主导。久而久之,穆斯林移民认为其很难在欧洲国家获得文化与宗教的认同,愤懑与不满情绪油然而生。例如,作为穆斯林移民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法国政府出台的禁止本国伊斯兰妇女在公共场合穿戴面纱等政策,造成穆斯林移民的普遍不满。

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本土文化的长期矛盾,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可趁之机。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过来促发了欧洲各国右翼尤其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反欧盟、反一体化以及反移民为旗帜,把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简单归罪于外来移民,激化了社会情绪,也为伊斯兰极端力量制造矛盾提供了借口。极右翼民粹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在欧洲社会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恶性循环。

自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恐袭、同年11月巴黎恐袭及2016年布鲁塞尔恐袭以来,欧洲政治生态急剧变化,反移民的极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把穆斯林在街头祈祷比作上世纪40年代上半叶纳粹对法国的占领,多次呼吁关闭受极端主义影响的清真寺,并驱逐境内传播反法思想的外国人,煽动排外情绪。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发生后,比利时民众在市中心广场纪念死难者时,有数百名极右翼分子行纳粹礼、呼喊着“我们是在自己家里”,冲散聚会的人群,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德国也爆发多起“反伊斯兰化”游行。德国极右翼力量发起成立“爱国欧洲人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简称“佩吉达”)组织。2016年10月3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等政要出席德国统一26周年庆典时,遭到了在场数千名右翼人士的抗议,而抗议人群主要来自“佩吉达”。目前,“佩吉达”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不断组织跨国界的反移民活动。

这些大规模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动,为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在2014年6月以来的欧洲各国选举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群体性崛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比如,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脱欧”的重要推手;2016年法国“国民阵线”在法国多个地方大区的第一轮选举中稳居第一,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与中间力量候选人埃玛纽埃尔·马克龙激烈角逐,赢得35%的选民支持;2017年9月,德国新崛起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三,改变了德国的政党格局;同时,各种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奥地利、丹麦、芬兰、葡萄牙、希腊、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中皆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伊斯兰主义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已成为当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欧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塑形力量。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所引发的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欧洲本土社会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呈现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甚嚣尘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刺激了欧洲社会极右排外情绪的发酵升温,构成了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反恐政策的失误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使得欧洲反恐陷入困境

从外部因素来看,中东地区失序、陷入动荡,美国与欧盟国家难辞其咎。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动辄对中东地区横加干涉,埋下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仇恨的种子。“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草率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拉开了“越反越恐”乱局的序幕。2011年阿拉伯革命爆发后,美国及欧盟某些国家以支持民主之名,假借反对派之手,推翻中东具有“反恐之盾”之称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插手叙利亚事务,恶化了原有的教派矛盾,制造了叙利亚漫长而血腥的内战。欧美国家先以消灭“基地”组织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后又以反对暴君巴沙尔为由干涉叙利亚内政,最终导致“基地”组织没有被消灭、巴沙尔也没能被推翻,反而制造出了一个比“基地”组织更加疯狂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世界反恐大业的败笔。

从反恐政策与措施来看,欧洲陷入法治与自由理念的困境,成为法治与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囚徒”。民主、自由、法治在西方被奉为圭臬、不可撼动,许多欧洲人认为自由与安全之间不存在矛盾,认为政府不应该以安全为由干涉个人的自由,包括言论方面的自由。实事求是地讲,欧洲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案件,其实也是肆意倡导言论自由而伤害宗教信仰所致。由于欧盟各国法律的制约,警察经常会在涉及司法质询或者逮捕恐袭嫌犯时陷入困境,这导致某个或某些恐袭嫌犯经常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释放后又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不仅如此,欧洲各国公共场所的安检措施也存在诸多漏洞,给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漫步欧洲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鲁塞尔乃至伦敦,虽然可以发现大街上满是荷枪实弹的巡逻士兵和灯光闪烁的警车,给人以威严紧张的印象,但在地铁与车站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公共场所,却没有任何安检措施。与之相较,中国各地严密的安全措施虽然给行人带来一定的不便,但确实给予民众强烈的安全感。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无疑显得更不安全。

总之,毗邻周边众多伊斯兰国家、拥有殖民统治的历史包袱、反恐政策存在失误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已经成为欧洲反恐和安全的困境。须知,反恐不仅是破案、捉拿凶手、惩治罪犯,而且交织着复杂的族群关系、宗教信仰及社会矛盾。打击恐怖主义不是简单地一打了之,以暴制暴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从近期欧洲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特点来看,恐怖袭击越来越呈现独狼式的小规模趋势,作案工具也越来越简单化,反恐难度不断增加。短期内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恐怕难以根除,欧洲国家只能在维持高压反恐的态势下,致力于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消除两极分化、缓和社会矛盾,尤其是妥善解决移民及融合问题。同时要支持西亚北非等地反恐力度的增加,促使相关各方搁置争议、集结力量,建立反恐统一战线。在外交上,应致力于西亚北非的和平建设,促进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根除恐怖主义的滋生。

参考文献

①郑永年:《西方反恐为什么屡战屡败?》,《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4日。

②于时语:《布鲁塞尔恐袭与欧洲大一统前景》,《联合早报》,2016年3月25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人民论坛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