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很多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引起人们关注。传统主流政党的社会信任度下降,他们拿不出能说服民众的改革政策;而一些来自新成立政党的偏激言论却时常可以从媒体上听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大量难民涌入又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各种矛盾交织,导致国内民意分化,民众对政府及执政的主流政党产生不满。这种状况不仅给政党自身的维系和发展带来困难,也给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阻碍。观察这些现象,可以从中看出,西方选举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不少弊端。

在欧洲国家举行的选举中,出人意料的新闻时常爆出。2012年到2015年,希腊因选不出多数政党而先后四次举行选举。长期轮流坐庄的两大传统政党均遭遇“滑铁卢”,得票率跌至30%多,而包括极右翼党派在内的几个小党却异军突起。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长期以来由左翼社会党与右翼共和党对垒的局面被打破,它们在第一轮总统选举后双双败下阵来。组建不久的新中间政党候选人马克龙与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进行角逐与对垒。虽然马克龙最终胜出,但右翼国民阵线表现突出,支持率也不低。同时,一向比较稳定的德国也出现选举导致政局不稳的状况,大选后因政党纷争,联合政府迟迟没能建立。

从这些国家的选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主流政党已经很难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只能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执政倒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以前比较多见于北欧国家。但近几年,某些以传统两党主导的欧洲国家也频频出现联合政府。原本意义上联合执政的政党通常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近年来出现于欧洲国家的联合执政政党,有不少意识形态相异,基本上就是为了执政而联合。但在实际政策制定时,他们又互相掣肘。

在主流政党支持率下降的同时,原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边缘政党却迅速发展。这些政党往往以激进左翼或极端右翼的姿态吸引民众的注意和支持。这些政党的主张给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不断扩大,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分化现象日渐凸显。

激进左翼政党主要出现在南欧国家,而右翼政党主要活跃在西欧、北欧国家。这些政党与传统政党不同,他们往往政治风格鲜明、竞选策略明确,善用互联网进行民众动员。他们用犀利的言词抨击政界人士,或者打着极端民族主义旗号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及认同。尤其是极端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交织,在社会中制造排外情绪和种族对立情绪,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加深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面对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政党的夹击,主流政党为赢得选举、巩固或夺回执政地位,自身的政策主张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少传统政党改名、改组,甚至重建或与其他政党联合,逐渐改变原有立场,出现中间化趋势。一些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工党也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某些国家的社会党及工党倡导“第三条道路”改革,但实际上他们对改革的方向并没有理性的思考。

欧洲国家近年来的政党政治实践,不仅是欧洲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清晰地暴露出西方民主制度的潜在问题。这一体制变得更为僵化,一旦国家发展面临新问题、国家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这一体制都体现不出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能力。

政党身份认同模糊。对于处在竞争性民主制之中的政党,失去选票就是流失血液。为了扩大票源,过去几十年来,欧洲的主流政党纷纷向中间化转型,竞相争当“全民党”。政党政策的差异缩小了,但政党却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政党自己都搞不清楚要“代表谁”,在选举时陷入谁都想代表、却谁都代表不了的尴尬。政党失去了整合和表达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组成的政府也不能反映人民的真实需要,其感召力、凝聚力自然下降。

精英政治的民意基础弱化。西方政治发展越来越精英化,精英集团的寡头化使其脱离民众与社会需求。对现状不满的民众认为,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均被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所绑架,而民众的利益则被抛弃,他们只能用选票表达不满。传统精英集团的民意基础弱化,他们设置社会议题的能力在下降。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大肆利用民众情绪提升影响力,日益多元化的选民也不再把传统主流政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急剧地改变着欧洲的政治面貌。

政策制定难以形成共识。由于政党较多、利益多元,各政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许多政党为利益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主流政党不敢作为或无所作为,要么求助于选举,要么诉诸全民公投。然而,接二连三的选举或公投,不仅费时耗力,而且也无法真正解决各国的问题,结果造成更多社会分歧,国家错失改革良机。欧洲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一直奉为圭臬的选举民主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最佳制度,可能现在真的到了需要反省和变革的时候。

本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