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初的许多外交政策似乎正回归主流。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令人发指的化武使用引发了美国迅速的军事介入,获得华府跨越党派界线的一片赞誉。美俄关系的对抗深度也落入可预测范围。特朗普政府在对北约的态度上使用了恰如其分的安慰言辞。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特朗普政府回归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正轨。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职位上大多任命了传统主义者,激进派声音在消退。美国素来没有耐心对执政百日的新政府进行全面评价,所以此时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外交政策的传统正占上风。

威廉•伯恩斯
威廉•伯恩斯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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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更多令人忧虑的趋势。由于政策的前后不一和心怀恶意的忽视行为,特朗普团队制造了将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秩序所依仗的理念、倡议和机构架空的风险。

70年来,美国的理念一直是我们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核心。尽管我们有种种缺陷,但是我们身体力行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念。我们树立的榜样的力量比我们布道的力量更为重要,开明的自利驱动了我们的战略。

然而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而非“开明”——这种“自我”由重商主义、单边主义和顽固民族主义酿制而成,佐以无纪律性和过度个性化,其至今仍在特朗普政府背后蠢蠢欲动。当国际秩序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权力渐渐分割且大国对抗逐渐回归,作为美国理念核心的价值观和目标比以往更显重要。在这一背景下,在叙利亚采取行动以维护关键的国际准则可以令人安心,而在专制领导面前就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则无法让人安心。

第二个重要财富是美国的倡议,即我们动员他人处理共同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从区域挑战到更广泛的全球困境,如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二战后能够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景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领导。当然,我们犯过许多错,有时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最令人心痛的例子就是越南和伊拉克问题。当然,在当前美国虽无法主宰国际局势但仍拥有卓越地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

但新政府中的许多人的看法似乎大不相同。他们认为,美国正是被其亲手创造的国际秩序所掣肘。联盟关系是负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协议是制约而非机遇,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即使不是与美国毫不相干,也会分散美国的精力。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像格列佛一样的巨人,已经到了需要打破与小人国盟约的时刻。

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再现美国政治中反复出现的孤立主义。事实证明,在亚洲留下一个中国迫切希望填补的贸易真空、威胁要放弃在北美和非洲来之不易的成果、通过纵容民粹主义者并鼓励更多类似于英国脱欧的行为来使欧洲盟国躁动不安,这些做法都有破坏性。新政府中的其他人清楚地了解此类观点中存在的内在风险,但不连贯的早期政策着实令友邦忧心忡忡,而令敌国摩拳擦掌。

美国领导地位的第三个要素是支撑其领导地位的相关机构。特朗普的第一批预算便沉重打击了负责把我们的理念和倡议付诸实施的各个机构。特朗普高度倚重硬实力,因此特朗普的财政预算强化了美国在911后的大部分困难时期里颠倒武力和外交的策略,低估以武力震慑做后盾的外交优势,更多地把武力作为首选手段,把外交作为资源不足时的后招并与战略脱钩。

此处的问题并不是国内或国际机构是否需要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早就该进行改革了。国务院有太多的层级,应该进行精简。但将预算削减近30 %并非是从理性改变的利益出发;它反映了对非军事手段的不屑一顾以及瓦解或废除现有机构的破坏性激情。

同样,苛刻地削减援助计划是因小失大。虽然停止帮助关键脆弱国家避免类似的失败和冲突可以减轻对美国军队的拖累,但是放任自流却可能使我们付出更大代价,变得更加不安全。

特朗普竞胜选凭借的失望情绪切实存在。在经历了15年多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近十年的大萧条之后,参与世界事物带来的疲惫也切实存在。但是通过从全球事物中整体撤离、时时宣扬美国军事力量和“创造性破坏”各机构的行为进行过度补偿的做法,将会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并不是切实可行的战略。

在国内,政府部门之间可以制衡,缓解这些幻想造成的国内影响。但是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则缺少此类缓冲机制。我们国家代表的理念、让我们与其他国家联合并借此区别于俄罗斯和中国这种更为孤立的大国的倡议、以及巩固我们影响力的机构,这些都是支撑美国领导力的基本要素。缺失了这些只会让我们周围的现实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且更具威胁。

本文原载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