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体系虽然正在逐渐成形,但是在甄选政府要员以及界定政策目标上仍前路漫长。在亚洲政策方面,特朗普做出了一系列举动,其中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呼吁美国的盟友为自身国防采取更多作为,认定中国为处理朝鲜问题的关键,以及承诺增强美军军事实力(包括美国在亚洲的海军实力)等。但其政府仍需清晰阐述更为宏观的目标。

包道格
包道格曾任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并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出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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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想追求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TPP。这样做的优势或许在于可以在TPP已达成的协议基础上继续商定协议,但弊端是有可能给让美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暴露于一系列疯狂拼凑且错位的规则和关税体系。奥巴马政府对于TPP相关政治事务和程序处理失当,这将使美国付出惨痛的代价,包括将一直以来由美国掌握的推进亚太地区多边贸易协定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中国等。

在防御开支方面,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冀外来压力来增加本国的防御开支,增强防御准备,特朗普正发力想在日本这里打开一个口子。但是鉴于日本国内根深蒂固的反战情绪,在这一方向的努力预计会踌躇不前,收效有限。

韩国虽然正陷于丑闻引起的政治危机,但鉴于朝鲜的威胁以及其对战略支持的需要,韩国应当也愿意增强自身的防御投入。然而,韩国明年将要举行新一轮大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引发激烈的相关辩论。

朝鲜明年有充分的动机来进一步寻衅滋事,既为了试验其新武器以便进行改良,也是为了在韩国总统大选期间挑拨选民的情绪,以期让一个自由派政府重掌大权。韩国先前的几届自由派政府对朝鲜更为慷慨,要求也更为宽松。朝鲜有可能开始较早且频繁地发起挑衅,甚至有可能抢在特朗普还未来得及全面组建团队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威胁地区和平的挑战之前开始动作。特朗普政府应该现在就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应对这个挑战。

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政府留下了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在塑造区域秩序上象征性的工程)的显而易见的失败这一遗产。作为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TPP现已夭折。再平衡战略的外交支柱依然存在,但仍需努力调整其对防御的,而不是关注发展问题和区域民间架构。而其安全支柱则被过分操作,言辞激烈但缺乏实质内容,以至于造成遏制(而不是制衡)中国的印象,却没有做实该印象的后续实力。

奥巴马政府置言辞于实质内容之先的做法将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团队导向了截然相反的路径——扩充军事力量。但中国也能效法这样的做法,这将进一步加深美中间战略竞争。

美国的传统盟国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国日渐疏远,这给了中国更大的空间去扩张其影响力。美国并未竭力满足泰国和菲律宾在政治和国家发展上的需求。类似地,马来西亚首相虽然对美友好,但却正在不可思议地经受美国权威机构的反腐调查。这虽然赢得了马来西亚人民对美国的好感,而使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孤立无援,只好转而求助中国。

美国的政治选举常常纠结于过去所犯错误,导致新的挑战者们矫枉过正,像钟摆一样完全摆向相反方向,反对先前政府所支持的一切。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当前急需的是,将目光由“后视镜”转向前方正在逐渐成形的新世界。

在特朗普政府整队备马之际,其应重新审视冷战结束后的区域强国复兴这一现象。美国在推动发展和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功为其潜在伙伴——以及对手——提供了机会,使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一起塑造国际事务的秩序。俄罗斯、中国、印度将会加入美国,一起决定亚洲的未来。美国需要厘清如何才能在这一新时代最好地维护其利益。 特朗普非传统的对俄政策提供了一个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构建更为积极的双边关系,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此外,国际经济的治理秩序也受到了区域强国崛起的挑战。奥巴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目前提倡“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一体化,并为发展此项战略提供大量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在提供资源和具有代表性治理方面难以与时代同步。特朗普团队如果能呼吁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做出改革,使该体系可以更广泛地分散职责以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这将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

最后,特朗普如能重组美国政府中的亚洲相关机构,将展现其远见卓识。目前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组织架构体现的是二战后不久的那一时期的一系列需求,而未匹配欧亚大陆上新的正在浮现的现实状况。例如,美国的欧洲事务办公室从不关注中亚事宜,中印事务办公室也是如此。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进行着效果适得其反的扩张,缩小政府规模极有必要。而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本文原载于《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