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带,商业蓬勃、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区之一,更是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量最大的省份。同时,广东人文底蕴深厚,在语言、风俗、传统、历史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岭南文化”,人口超过1亿,仅汉族就分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自古就是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多的省份,海外粤籍华人华侨超过3000万,占全国的三分之二,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东省成为内地人口流动的重点地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长期稳居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金融实力最巨、开放程度最高、 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投资规模居首的第一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八分之一,已经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广东经济总量达到6.8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为6.61万亿元,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外贸规模继续稳居全国之首,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5%。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上,无论在地缘、血缘、历史、人文,还是在经济实力、开放水平、制度环境、合作平台上,广东都有着其他沿海省份无可比拟的优势。

粤港澳城市群经济圈, 将中国臂膀牢牢嵌入发达经济体

广东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南大门,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早在东汉延憙九年(166年),罗马人驾船抵达番禺,标志着横贯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形成。三国两晋以后,中外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广州,番禺城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广东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不仅大量商队来外密集,不少商人定居广州成为侨民,而且各国使团、伊斯兰教和佛教传教者也络绎不绝,尤以来自南洋群岛诸国的人员居多。尤其是16世纪以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诸国陆续抵达广州,要求通商、建交、传教,尽管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我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此种交往也使得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和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受到限制,但广东仍然作为联通香港和海外的重要枢纽,发挥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珠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和繁荣,最主要也是因为广东开风气之先的产物。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珠三角成为世界加工贸易和IT产业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同时,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香港是广东主要的投资来源,约占75%,粤港澳三地联动成为中国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群经济圈。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广东在中国外交中从一个贸易枢纽转型为国际交往枢纽,随着广交会、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国际性活动的举办,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一系列城市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越来越熠熠生辉,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回首广东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广东的发展除了受惠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之外,国家的优惠政策是最主要的原因, 四个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广东在很多领域都获得了先行先试的机会。发展到今天,广东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群经济圈,城市引领仍然是广东发展战略突破的最大优势。2015年2月10日,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布最新《全球大都市发展监测》报告表示,2014年全球最大的300个城市尽管人口只有全球人口的20%,但经济总量却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如果将广东、香港和澳门连为一体,推动粤港澳一体化进程,不仅可以在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浪潮中抢得先机,而且还会进一步深化香港、澳门与内地的经济社会联系,有利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因此,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圈都被摆在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中国新常态国家战略的重要王牌之一。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作为改革开放起步最早的地区,广东也最早遇到了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经济区域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困境也十分突出,如何寻求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突破,成为新时期广东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中央最高领导人眼里,广东是治国理政的排头兵,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首先突破口就是广东。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向世界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明确要求,即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提出广东要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这就要求广东以“走在前列”为全部工作的统领,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总抓手和核心战略,大胆先行先试,以“杀出一条血路”的血气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尽管广东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资格和实力走在前列,但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来看,最主要的还是要在贸易龙头下足功夫,做足文章,真正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全球贸易中心,不断提升国际贸易话语权。特别是2014年12月3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三个片区,以该实验区为依托,通过建立粤港澳金融合作创新体制、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交易规则的对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在亚太贸易乃至全球贸易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广东新时期最大的改革突破口,也是广东对接“一带一路”的牛鼻子和总抓手。

与上海自贸区不同,广东自贸区的核心是对接是港澳,确立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引领未来的理念,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试验区,在国际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早在2003年,中央政府就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 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2004年、2005年、2006年又分别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和《补充协议三》。CEPA是我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广东自由贸易区设立,就是进一步发挥广东开放型经济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优势,在国际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尤其是在TPP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广东自由贸易区实验区要大力推动投资制度改革,创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内外资投资管理体制,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贸易监管制度、国际化商事纠纷仲裁和调解机制以及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总之,广东自贸区要作为新型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试验区,为国家参与新一代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先行先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群、机场群和城市群,成为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域。为实现TPP突围打开一个缺口,将中国的一只臂膀始终牢牢嵌入发达经济体内部,防止被孤立于全球发达经济俱乐部之外,这是新常态下广东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

同时,广东自贸区还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重要支撑,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广东在中国与世界贸易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将更多惠及广东,为广东自贸试验区提供巨大的制度改革红利。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广东要牢牢把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一关键,高标准规则对接国际市场,接轨国际贸易大循环,推动物通关、商品检验检疫、质量标准、电子商务等领域建立合作机制,营造透明高效、竞争有序的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加快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基础设施、贸易、金融、人文联动,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设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从“一带一路”全局来看,广东的贸易龙头不仅是珠三角经济圈的龙头,更是全国贸易的龙头,更应该是“一带一路”贸易联通的龙头,要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枢纽地位,实现全球贸易网络的集群发展,真正实现引领“一带一路”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兴粤关键词:开放!开放!开放!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广东要想真正担当起这一使命,需要站得更高一些,视野更宽一些,谋划得更远一起,真正将广东放在“一带一路”枢纽地位,奋发有为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其中,对外开放是广东发展的传统优势,广东过去的发展离不开扩大开放,广东的未来也更离不开对外开放。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开放是必由之路,广东要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实现由“政策洼地”向“环境高地”,广东需要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努力把广东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广东扩大对外开放,首要的是对港澳开放。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的国策确保了两个地区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贸易区,是广东出海的最佳跳板。目前,广东对接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规划的最主要支点就是对接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合作发展航运、跨境基础设施,也包括依托港澳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为经贸发展提供支撑,也包括依托港澳来对接营商规则,使广东的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香港和澳门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窗口和平台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香港作为经济高度发展、专业服务十分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为沟通复杂的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港澳并非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时比中国内地更少面对战略疑虑,香港经验丰富的律师、会计师和谈判专家对于内地经济走向世界具有很大的帮助。当前,唯一的变数在于香港目前缺乏全球眼光,有内向化和内卷化的危险,受困于区内复杂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纷争。因此,为避免香港陷入内乱,需要推动广东和香港澳门的深度经济合作,在推进粤港澳一体化的基础上,将中国外交资源、广东贸易资源和港澳金融服务资源整合起来,组建通往“一带一路”的超级经济团队,加快“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步伐。

广东扩大对外开放,更要向海洋开放。广东对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粤港澳一体化的组团化发展,组建通往海洋的“无敌舰队”,带领中国经济向海洋进发。作为沿海大省,广东在海洋开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海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3倍,拥有海岛1431个,海岛资源优势突出,2014年广东海洋总产值达1.3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20年居中国首位。同时,全省海岸线长3368公里,通航河流998条,通航里程14213公里,共有港口109个,其中沿海港口36个、内河港口73个,生产用码头泊位3066个,沿海港口开通国际航线320多条,国内航线150多条,台湾航线50多条,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14年,广东港口生产保持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6370万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292.43万标箱,位居全国第一,全省有8个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00万TEU,其中深圳港完成2396万TEU,广州港完成1660万TEU,分列全球集装箱码头第三位和第八位。广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强大的港口群优势,要求广东在对接“一带一路”时,必须突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包括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推进海洋领域的合作和滨海旅游,以港口合作来建设珠三角湾区,建设一批国际旅游度假区。中央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多次提及广东,要求加强广州、深圳、湛江、汕头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很明显,广东要致力于打造从中国内地通往海洋的便捷高效的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尤其是优化港口布局,以广州港、深圳港为龙头,以珠海港、湛江港、汕头港、潮州港为支撑,联合香港,对接沿线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中东、非洲等国家沿线港口,构建互利共赢的世界级港口群联盟,建立经常性机制化的合作伙伴关系,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交通设施、文化交流、旅游、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逐步建设成为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包括货运物流合作网络、国际金融贸易服务网络、科技创新联盟网络、人文交流社会网络,真正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落到实处。

广东扩大对外开放,还要向全世界开放。在对接港澳、联通海洋的基础上,广东就像张开了怀抱,构建起了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广阔平台。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广东要始终把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中心任务,联合周边省区市,深化港澳台合作,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交流合作,加快构建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要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基础上,努力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规则机制,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和投资规则,设置境外经贸代表处网络,加快一系列制度改革,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充分发挥广东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的作用。同时,要在已有的广交会、高交会等平台基础上,延展海外产业园区网络,将广交会、高交会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开到世界各地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广东与欧美联系最为紧密,广东经济要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将毗邻港澳和面向世界特别是面向欧美结合起来,高标准对接欧美新一轮经贸和投资规则升级过程,不仅使广东成为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枢纽,也要成为通往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枢纽, 保持一条与发达国家畅通的联系通道,将广东打造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门户、对外投资窗口、现代物流枢纽和金融服务中心。

对接“一带一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说30多年前广东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依靠开放和改革,今后三十年的发展仍然依靠进一步开放和改革。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要在不断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始终把改革创新摆在首要位置,坚信创新是引领广东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东要以创新驱动作为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和总抓手,确立创新立省、创新兴省,当好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

创新驱动发展是改革驱动发展的升级版。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开风气之先,在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努力下,顶着重重压力,大胆改革,办特区、搞合资、改体制,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被誉为广东模式。三十年后,广东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也稳居全国第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中低端,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在创新创意创业含量方面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欧美市场疲软的影响,广东经济一直处于风声鹤唳之中。要想突破笼罩在广东心头的阴影,对接“一带一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唯一的出路,要把提高创新能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推动区域创新建设等工作要求和举措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在实现本地创新发展的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实现广东创新转型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双重目标。

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内容是全面创新。对广东来说,创新要求“腾笼换鸟”,要求转型升级,就起社会影响力来说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与内地相比已经牢牢居于领先地位,即便是就此踏步不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惯性也会让广东在全国稳居前列。然而,此种小富即满、小得即安的思维并不是广东人的文化,也并非中央政府所希望的。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局中,广东承载着更高的使命, 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于广东人要敢于自己拿起手术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痛下决心,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沉疴和弊病。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意味着对广东发展环境的全面创新,要有那么一股劲儿,敢于淘汰掉一些与自身发展不相适应的技术、企业、产业甚至行业,大力培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和优势企业,不断提升广东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机制创新等领域实行全面创新,在广东营造一种创新的浓厚氛围和社会风气,真正让广东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列。

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广东历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带,独特的岭南文化更是中国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头来说,岭南文化源自早起的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在发展过程中又吸纳了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形成了务实、开放、兼容、创新、崇商、重利等文化内涵。尤其是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岭南文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广东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岭南文化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面临着来自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众多世界文明的影响,如何形成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新岭南文化,是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精神挑战。广东要真正实现创新发展,核心是岭南文化的创新发展,要善于从文化的深层领域出发,调理不同文明的摩擦,在精神世界开辟通往“一带一路”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创新在中外民众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

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自主创新。地处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带,广东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广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大转移,广东发展的成就有不少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创业。然而,今天的广东要走一条当年西方各国所走的道路,要将自己的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寻求自身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广东既要向西方国家产业转移时那样大胆走出去,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走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这一创新的关键是自主创新,而是做西方发达经济体创新的“二传手”。为此,广东在对接“一带一路”时,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攻坚任务。根据广东出台的实施条例,今后广东统筹推进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省建设,发挥广州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核心区和深圳创新型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国际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形成珠三角各市创新驱动发展各有特色、一体联动格局;同时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道路。广东的这一认识是十分英明的,已经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国务院已经批复将深圳、广州、珠海等9个珠三角城市的国家高新区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覆盖了珠三角地区。只要广东在自主创新上扎扎实实取得成绩,广东对接“一带一路”就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

总之,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雄厚的发展资源,使得广东成为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龙头,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广东作为全国贸易第一大省和毗邻港澳的优势,使得广东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龙头。随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驱动,以广东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会更重要、更突出。为此,广东需要将“一带一路”和广东自贸试验区两大战略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兴粤、创新强粤之路,使广东成为统筹东中西、连接海内外的重要的战略枢纽、贸易中心和重要引擎,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本文最初发表于《凤凰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