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音速导弹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快速,但快速也是这项技术最大的风险所在。在一场危机中,若决策者希望利用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则必须在机会之窗转瞬即闭之前,决定是否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将鼓励冒风险的决策行为。

而且,由于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战略性目标——指挥与控制中心、远程监控系统,甚至导弹发射车——若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冲突将很容易升级。

赵通
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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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能否通过进行预防性军备控制,避免一场耗费巨大、被技术动力驱动的高超音速军备竞赛呢?前景并不乐观。

正如马克·葛贝德博士有力地写道:“到目前为止,世界未能降伏核武器这一魔仆并使其回到瓶中,而新的魔仆正在挣脱束缚。”笔者和葛贝德都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应该呆在瓶中的魔仆。但是,禁止高超音速导弹试验不会像葛贝德认为的那么简单。

不容错过的军事技术革命

第一,美国人总是相信技术创新是解决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这一观点已然成了宗教般不可撼动的信仰。许多美国官员和专家坚信,高超音速技术代表着下一场军事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而正如俄罗斯和中国未能说服美国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一样,很难想象有人能够说服华盛顿,使其同意限制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第二,同样大力投入高超音速技术开发的俄罗斯和中国,并不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对其核威慑力量的唯一常规武器威胁。对于飞行速度低于高超音速的其它常规精确打击武器,这两个国家也表示严重关切。仅仅禁止高超音速武器,并不能解决俄罗斯和中国对其核威慑力量受到常规武器打击的担忧——所以这些国家对于禁止高超音速试验这种提议不会有太大兴趣。

第三,俄罗斯和中国寻求高超音速导弹的原因,似乎正是因为两国担心其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以俄罗斯为例,该国对高超音速技术的投入,目的似乎是想要一个能够穿透任何未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武器运载系统。中国可能也有相同的愿望。如果莫斯科和北京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担忧无法化解,则很难说服俄罗斯或中国同意高超音速禁试。

而且,事实上,关于导弹防御的争议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愈演愈烈,一些美国专家公开建议,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应该考虑开始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导弹。

与末端机动弹道导弹难区分

除了以上战略考虑以外,由于一系列技术问题,高超音速试验禁令的实现难度,也将超乎葛贝德的预想。

首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依赖超燃冲压发动机,而这种发动机也有潜在的民用用途。这将导致极大的漏洞,以至于使禁试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大型民用空间飞机的开发,也可能始于小型飞行器的建造和试验,而要将此类小型飞行器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试验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同样的,有了大型民用空间飞机后,可能很容易就能建造出实质上是空间飞机缩小版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其次,要以可验证的方式将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与可进行末端机动的弹道导弹区分开来,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两种技术都靠助推器将具有机动能力的再入飞行器沿抛物线轨道送入高空,再入飞行器然后以高超音速飞行。唯一的区别是抛物线弹道的结束位置,以及再入飞行器的可机动程度。可末端机动的弹道导弹早已进行了试验并得到了部署——中国的东风-21反舰弹道导弹就是一个例子。要将此类导弹与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明确区分开来,从技术上可能并不容易实现。

总之,笔者不认为高超音速武器禁试会很快实现。因为缺乏政治动机,也面临艰巨技术挑战。即便如此,就开发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的赞成与反对意见,展开详尽的讨论,是迫切需要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开发计划不能继续被技术层面的因素所主导,而必须以全面和战略性的考量加以引导。

本文最初发表于《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