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中发轫的这一轮油价暴跌,将在100美元以上保持了数年的原油价格直接腰斩。直到10个月后的今天,虽然有过小幅震荡,油价仍然在40-50美元的低位徘徊。这无疑是对去年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一次冲击,而它所带来的一些更加深远的影响,也许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石油价格的下跌对石油公司的冲击最为明显,从跨国石油公司到油田技术服务公司,都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和成本压缩。随着油价的持续下跌,美国页岩油气生产商的新增投资也已经几乎冰冻,一些高成本的小油田甚至已经出现了关井倒闭的情况。

而在国内,三桶油的日子也不好过。最新公布的年报显示,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的平均利润大跌15%,仅体量较小的中海油实现正增长,以炼化和销售为主业的中石化净利跌幅近三成,排名垫底。尽管这样的结果让人略感意外,但是细究原因却值得深思。

王韬
作为气候与能源领域的专家,王韬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负责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项目,尤其关注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交通政策、电动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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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主要集中于上游业务的中石油受油价暴跌影响明显,利润下跌在意料之中。中石化严重依赖海外石油进口,海外原料采购与国内成品油销售之间较长的时间差在油价下跌的过程下使得炼化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倒挂,成为中石化利润暴跌的主因。尽管中海油实现了利润增长,但在2012年基于国际油价将长期位于100美元以上的乐观判断下吃进的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所带来的高成本原油资产,将成为其未来几年难以消化的硬骨头。

而这并不是中海油独有的问题,甚至都不仅只是中国石油公司所要面临的挑战。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的海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分布广泛。如果将国有开发性银行的贷款计算在内,中国在过去5年里的海外石油投资高达4000亿美元,而这些投资的大部分都需要在较高的国际油价下才具有经济性。由于世界需求提振乏力,供应却持续增加,很多机构预计将需要好几年才能走出目前的低油价时代。如何消化这些高油价资产,削减成本和债务将成为中国石油公司和开发银行将面临的紧迫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2015新年后柴静的一部纪录片把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直接指向了中国的石油公司和他们所主导的车用燃油标准。既污染了环境,还没挣着钱。继习近平主席的铁腕反腐之后,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也要铁腕治污。两个铁腕的重压之下,国有石油公司最近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在空前的环保压力下,环境资源税的立法,碳税的讨论和全国推行碳排放权交易都在加快推进。目前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大都是针对煤炭消费为主的重工业,石油天然气由于比煤相对清洁,受到的关注也少一些,与国有石油公司相关的目前只有成品油升级的压力。在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特别针对了燃煤电厂和锅炉的煤炭消费,以及相关的重工业污染,却没有特别针对石油石化产业链上的污染作出安排。而我国适用于炼化行业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都是近20年前的旧标准,早已跟不上环保要求,而新标准尚在修订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与石油行业相关的环保政策会一直如此宽厚。特别是随着近几年针对石油炼化项目的公众抗议事件增多,石油行业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公众的交流沟通,另外一方面更应该未雨绸缪,积极采取更高标准的污染治理,体现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地方炼油厂其中的山东省,炼化产业所带来的空气和水污染已经引起了很大的民众意见,但由于位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之间,目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国有石油公司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先进性和榜样的作用。

除了传统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石油石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水资源消耗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在生产,甚至投资的决策中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以避免未来引致意想不到的,更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在解决一个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带来更多的环境问题。

随着传统油田的成熟和产量下降,国有石油公司无论是在国内开发还是海外投资都日益重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而这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风险。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表明,非常规石油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足迹相差很大。不同油田的开发和炼油技术,以及最终的产品的差异可以导致二氧化碳足迹最高的非常规石油比最低的高80%,而这还只是基于仅占世界原油总产量5%的30个油田的数据。如果能得到数据测算更多的油田,这个差异只会更大。面临着未来越来越严格的碳排放要求,石油资源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将会成为石油公司决定投资或开发非常规石油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另一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尚未发布的研究报告则发现,由于国际油价的升高,中美两国都转向进口更便宜的高硫重质原油。而作为副产品,这些高硫重质石油炼制过程中生产出了大量的高硫石油焦。由于价格低廉,这些高硫石油焦已经被玻璃,陶瓷,电厂等行业大量用作煤或重油的替代燃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来自美国进口,随之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硫排放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对于准备铁腕治理空气污染的中国政府,尽管这还暂时是个被忽视的领域,但如何减少石油石化产业链上的空气污染,而不仅仅是油品质量,却不是一个应该被忽视的命题。

面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新上任的能源局长努尔白克力提出了要稳步提高国内石油产量,大力支持低品位资源开发。然而低品位资源的开发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开采成本,更高的二氧化碳足迹,常常也意味着更高的水资源消耗。大庆和胜利这样的老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经相当高,部分油井达到了90%以上,每9桶水才能采出一桶油,甚至更少。而在长庆油田,使用大规模水力压裂技术开发超低渗油气田使得每桶油的水资源消耗更剧。按照“以水定产”的原则,加上已经箭在弦上的环境资源税,水资源未来将会成为国内石油生产的重要约束条件。在低油价和国际石油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一些低品位的资源是否还值得开发需要重新考量。

随着国际油价的低迷,中国石油需求增长的放缓和环保要求的日益迫切,国有石油企业也面临着从“保供应”向“调结构”转型的新挑战。是不计成本,包括环境成本以增加产量和资源权益,还是尊重市场在能源生产上的决定性作用,根据经济与环境效益来投资生产,将是国有石油企业在未来必须仔细权衡的选择。

这个选择也同样适用于国有石油公司的对外投资。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对外战略中,油气投资与合作将是重点着墨之处。由于中国在世界石油需求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石油企业的巨大体量,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投资与开发上的选择,也必将对世界的环境与资源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的选择将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压力。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投资海外能源资源除了必须重视项目给当地带来的环境、资源影响外,还需要对当地社会的政治、宗教、传统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有充分的考虑。在过去的双边能源投资框架下,国企不少的海外能源投资项目都曾由于忽视了相关风险而遭受损失,有一些甚至带来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然而,尽管“一带一路”的多边框架尚未建立,中国的民企资本却也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加入国有石油企业,趁着低油价出海抄底了。在新的国际油价和环境压力下,这一次“国家队”与“民间力量”的集体出征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交出怎样的答卷,值得期待。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石化》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