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黄育川做客清华,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种标志,而中国的债务问题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并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与主流趋势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应当注目于财政系统,而非金融系统。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作成立,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学者,针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与世界博客系列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嘉宾是中国问题、世界问题专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

韩磊:我是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这次讨论。今天我们将和黄育川展开对话,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也曾以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2030年的中国”这一项目的研究。他是《金融时报》最好的评论员之一,最近的一本书《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如此不同》将在今年出版。

在今天的对话里,我们就事先来听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育川,欢迎你来北京,你是我们清华-卡内基团队的荣誉会员,感谢你参加今天的对话。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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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川:很荣幸来这里,我每年都要回来3、4次。我在这儿还有个研究部门,每次回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韩磊: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你总能告诉我们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有如此不同、如此极端的看法?为什么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普遍的看法常常存在着误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错误推测,又怎样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你常常能给出精彩的答复:你审视这些传统观念,有时毫不留情地击破它们。我也想在今天的访谈里做点类似的尝试,就从某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开始。他们认为,中国急速增加的债务包袱以及上升的信用危机将导致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最终引起经济的全盘崩溃。你在你最近的一篇经济论文——“中国的债务困境:去扛杆化与促进增长”——里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总体看来,债务水平是在上升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正处在债务危机中吗?或者说,是一场同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剧变?

黄育川:媒体上许多分析文章在讨论中国债务水平上升时,都从这点入手:在过去的5、6、7年间,中国债务飙升,在GDP里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0%、80%。而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债务在GDP里的比重都以这样的高速率上升,最后都会以经济崩溃告终。所以人们想当然就会说,中国凭什么会和别的国家不同?但我要在这里说,中国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首先,中国猛增的债务包袱大约是从2008年、2009年开始的,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政府在经济上投入了大约600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注入了金融系统。这并不是长年累月金融或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也不是收支状况恶化的后果,而是政府管控的后果。

而第二点就是,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私人房地产市场真正开始发展起来。要知道,在50年前,中国的私人房地产市场还不存在。它是缓慢发展起来的。直到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之际,中国才刚刚有真正的私人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产买卖的活跃,市场里有了大量的信贷,推高了债务水平,这和其他国家常见的债务危机可不一样。

韩磊
韩磊(Paul Haenle)在位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任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他曾供职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的主任。
韩磊:你提到了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媒体热议的话题之一。媒体上长篇累牍地报道这类问题,对此进行经济分析,指出中国住房建设的过度化现象。人们会读到关于“鬼城”的报道,分析家还进一步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债务违约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到底是金融上的,还是财政上的?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严重的债务违约现象吗?

黄育川:这一系列的问题:信贷的扩张、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涌现、房地产业危机的飙升,还有债务问题,它们都有内在的关联。那么,中国特别在哪里?首先,在10年或者15年前的金融市场和建筑市场里,私人开发房地产并不多见。举个例子,土地拍卖市场大约是在2004年到2005年间出现的,那时开发商才第一次投标承包土地。起初土地的价值非常低,它的价格是后来才开始飙升的。土地价格在过去的8、9年间飙升了7到8倍。也难怪很多人会说,这当然是泡沫,房价一定会贵得吓死人,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崩溃的。

有趣的是,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水平,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它们的物价是全中国最高的),比起印度的新德里和孟买来,要低一半;比起亚洲其它国家的首都,也要低些。因此,要是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中国不存在房价过高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问题在于建造过度,这是追求利益的后果,在二、三线城市最为常见。所以供大于求才是个问题。但这不是泡沫,也不会崩溃,只能说房地产市场陷入了僵局。而我们会看到,在之后几年里,房价会下降,或者回复平稳。我们将看到房屋建设高潮的回落。相应地,GDP 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也许会保持在目前7.5%的稳健水平,也许会下降到6.5%,甚至6%。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误,你可能就会看到GDP水准将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字上,也许是7%,或者7.5%。
韩磊: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黄育川:我指的是建造过度,我想这个问题在近几年里就能得到抑制,但我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增长率是会继续下跌,还是上升回弹、变得稳定?这就要看哪一类金融或者财政政策才是重要的。媒体把许多注意力浪费在金融方面: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重点: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的财政系统与这种新兴的市场经济间存在着不兼容。中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例,低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而比起高收入国家来,则要低得多。

韩磊:你是指国家财政预算?

黄育川:国家财政预算,还有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国家财政预算过低,地方也就不能从中央得到足够的资金,它们要修路、造发电厂,就只能向银行借钱。但重点在于,它们不应该去借,增加预算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项目的资金应该从预算里出,而不是向银行去借,我把这叫做“商业借贷过度”。债务就是这么堆积起来的。这类基础设施融资,加上房地产融资,正是导致中国货币超发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从金融方面入手,而是要提升预算。基本上,税收就是财政预算的保证,目前各种项目的预算还没有成熟的标准。所以我才会说改革的重点应当集中于财政系统,但大众媒体总是在金融问题上鼓噪。

韩磊:我们现在来仔细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拉动消费。你经常听到的是,中国应当抑制投资,这对经济有好处,因为利率太低了。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吗?这种不平衡是弱势还是优势?

黄育川:同样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被误导的。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确是个问题。以常见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消费总额大约占GDP的3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投资总额大约占了GDP的47%,这又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说,这太不平衡,太过极端,一定有问题。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成功的一种标志。你看看过去34年里,那些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它们都有过相同的发展不平衡阶段。而在150年前,美国也有过同样的过程,也经历过极度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所有真正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过经济发展的失衡。而像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甚至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可它们的经济是非常平衡的,然而,它们就是发展不起来。

那么,为什么经济的急速增长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经济上去了,消费在GDP里占的比重反而降低了?答案就是:城市化。人们脱离了低产的农业活动,移居到城市工业园区。打个比方,一个中国大西部种庄稼的农民,不管种多少,他总能消费掉很大一部分。那么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农业生产价值上,他的消费水平是很高的。如果他搬到城市去,比如广东省深圳市,在苹果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生产手机。他的工资会涨三倍,但处于这种资本、设备、厂房、零部件投入巨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他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就微不足道了。即便他现在的消费水平是原来的两到三倍,占工业生产附加价值的比例还是很低的。那么,如果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在GDP里的比重是下降了的;但从个人角度看,他的日子过得要比原来好多了。他的收入、消费支出都是急速增长的。公司也一样,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可以再投资,它们的产品可以出口。30年来,中国的经济是以两位数的水平在增长的,本质上,这就是不平衡增长。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能自行解决的。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以后,城市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从事农业的人会越来越少,经济增长也会慢慢变得更平衡。现在的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甚至美国都是这样。这时候消费在GDP里所占的比重也会开始上升。但这种“再平衡”需要花费几十年、几代人的时间,而媒体却想在一年之内就看到变化,这很不切实际。

韩磊:在你的分析里,你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达到平衡之前,人均GDP是必须达到某种水准的。这是一种常态吗?从过去的例子看来,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作为经济再平衡先决条件的人均GDP指数?

黄育川:历史数据显示,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 收入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每人大约是12000到15000美元之间,而中国大概在人均8000、9000、10000美元的水平。

韩磊:所以还是有段差距的?

黄育川:还是有几年的差距的。所以每当人们说经济要再平衡,必须再平衡之类的……

韩磊:你就会觉得他们操之过急?

黄育川:确实是操之过急。经济再平衡来得过快,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率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事实上就是说,投资还不得力;就是说,消费过多,却没有为未来的投资留下余地。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成了:如果要为以后的投资留出空间,政府现在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鬼城”现象就是政策不得力导致的错误投资。你要解决这类问题,要把钱投在正确的项目上。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是投资恰不恰当的问题。

韩磊:一如既往,你总能给我们一些新颖的见解,相当有趣。非常感谢你参加这次谈话,希望你能常回来,我们无任欢迎。

本文原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中国与世界”系列播客,由观察者网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