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APEC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做出了新的减排承诺。与此同时,人们也期待新的气候目标将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在治理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方面做出努力。
 
但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些将给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带来深远影响的新趋势也许正在悄悄地发生。2014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进入“新常态”,但也显现了一些很难被视为“常态”的信号。一度被认为会永远保持增长态势的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4年出现了本世纪以来的首次下降。另外,中国的燃煤发电量(以千瓦时计)在2014年也有所下降,这同样是近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现在中国四分之一的发电来自几乎不产生任何碳排放的非化石燃料,然而在2006年,化石燃料发电的比例高达82%以上。

王韬
作为气候与能源领域的专家,王韬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负责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项目,尤其关注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交通政策、电动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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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更值得关注的是,曾经依靠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高速扩张而排名GDP增长榜首的那些省份如今落到了底部。究竟是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还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治污染措施导致了这样的变化,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重要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煤炭和重工业等主要污染治理领域。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国际油价已经暴跌至半且中国机借加大了战略石油储备的进口,但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却创下新低(2014年仅3.7%)。2014年上半年,柴油的消费量已经出现了下滑,下半年很可能保持了同样的趋势,这也是几十年来很少发生的情况。尽管有很多城市为治理空气开始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天然气需求的增长却同样低于预期。
 
石油行业的政策却可能赶不上变化的脚步。在我和同事David Livingston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忽视了一些与石油相关的重要问题。在非常规石油供应日益增长的国际石油体系中,建立中国的石油发展战略,以指导各种非常规石油资源的选择,并在对环境和气候影响最小的情况下有效满足自身的石油需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但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过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也是轻质非常规石油(来自页岩油)的最大生产国,并拥有世界最大的适合提炼重质非常规石油(产自加拿大的油砂油)的炼油产能。过去十年,出于对保持石油供应稳定的高度担忧,中国也同美国一样表现出了对非常规石油的强烈偏好。中国的石油公司在国内各大油田(包括一些重油油田)进行着致密油开采的试点,还拥成世界第二大规模的重油和高硫原油的炼油产能。
 
然而,这些选择所带来的的环境影响却不容忽视。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石油焦,这是炼油工艺末端产生的一类副产品。近来,很多石油焦作为煤的替代燃料被用于中国重工业企业的锅炉之中,其中相当部分的石油焦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超重油砂油日益增加,其炼油过程产生并累积了大量的高硫石油焦。而中国也从中东、俄罗斯和南美进口了相当多的高硫重质原油。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减少煤炭消耗以治理空气污染,而中美两国在原油上的共同选择却带来了石油焦这样一个更不清洁的能源。因此,两国需要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选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其次,不同的非常规石油在从开采到燃烧的生命周期内对气候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其中有一些是更像是煤炭的固体,而另外一些则是含有更多的气体。卡内基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气候足迹最高的非常规石油可以比最低的高出80%。尽管在交通行业尚未找到合适的石油燃料替代品,但对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和中国而言,在努力削减石油消耗的同时,更合理的选择非常规石油资源以满足其能源需求至关重要。对于中美两国达成共同的气候变化目标及协同合作,这一点十分关键。

除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对非常规石油的其他环境影响也需要进行研究。中国的大部分油田都处在严重缺水的区域,而非常规石油的生产则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水污染也是非常规石油生产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国最近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自2015年起开始生效,新任的环境保护部部长则拥有长期水污染研究的背景。这些可能意味着,水污染将不再是石油开采中一个几乎可以被忽略的成本。而在低油价的前景下,这将使一些非常规石油项目更加没有经济性。
 
全球石油供应和需求可能正在发生着巨变。中国将发现,眼下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性时刻,其选择将对中国环境和能源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与过去的十年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对如何满足自己的石油需求有了更多的选择。中美两国携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石油选择和气候变化的未来。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