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对应对气候变化做了新的承诺,这给在未来13个月内即将举行利马与巴黎气候谈判注入了积极的动力,并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次联合声明的重点不仅在于中国政府承诺继续努力减少煤炭消费,还将在未来15年内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然而,有一领域也许更加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而且如果缺乏合作将导致中国无法成功向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转型。中国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计划中缺乏对石油的考虑,而石油是对中美两国的经济、环境与安全决策都有至关重要影响的能源资源。

首先,中国最新的气候变化承诺对石油以及交通部门的影响并不明显。中国计划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这是对先前有关减少高污染的煤炭使用的政策的延续和提高。中国计划非化石能源在2030年达到一次能耗的20%,中国也已经为此对新核能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定了清晰的长期发展计划,但这只是实现这个目标所需努力的一部分。最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是中国将如何限制交通排放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石油消耗发展速度及其碳强度的变化。

王韬
作为气候与能源领域的专家,王韬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负责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项目,尤其关注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交通政策、电动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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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交通部门中石油替代品的发展前景还很难预测。很多第一代生物燃料都要与粮食作物竞争,此外生物燃料要达足以替代石油的量级还需面对很多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大力推广电动汽车,但我们之前的分析显示,迄今为止中国的相关政策在私人市场仅获得了有限的进展,而且高成本与煤电为主的供电也将决定了电动汽车在2030年前还难以对碳减排做出重要贡献。

石油资源的获取以及石油运输的咽喉通道常被赋予地缘政治手段的考量。让美国心存顾虑的是,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奉行“走出去”战略,通过投资获取实际所有权或签订带有政治色彩的双边供应协议以确保石油资源供给。中国的有些投资已经令自身被迫卷入了一些政治或环境上的争议,比如在委内瑞拉以及加拿大的油砂。同时,美国也一直有政治化石油的历史,不仅体现在长期禁止原油出口,在关于基斯顿(Keystone XL)输油管计划前景上的深刻政治分歧也体现了这一点。即使是在石油价格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态度也不相同,这是因为两国的原油净进口前景正朝着向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美国不同经济部门对于油价有不同期许,所以很难预测未来美国石油政策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协调中美两国的石油政策,使其更有利于实现两国共同的气候目标,或是首先明确这样的政策协调是否是两国都希望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一次能源制度大规模转变的历史。

1973年12月,在阿拉伯国家开始石油禁运仅数月之后,基辛格发表了演讲,呼吁“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产油国增加石油供应提供激励,鼓励消费者更加理性地使用现有供应,并发展替代性能源资源。”在不到一年之后,基辛格的这些建议便通过国际能源署的成立得到了制度化。成立国际能源署是为了协调发达国家的努力以确保获得可靠且物美价廉的清洁能源。

LivingstonDavid
Livingston was an associate fellow in Carnegie’s Energy and Climate Program, where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merging markets, technologies, and risks.

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太大意义:当时的中国并不是石油消耗大国,新开发的胜利油田与大港油田使中国在1973得以首次向日本出口石油,但到1993年中国便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而受到其后二十年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于2013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如今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已经占世界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一。

这使得中美两国有机会让彼此间的学习与合作制度化。中国不断加深与国际能源署的合作,或甚至成为其成员国,都会增加中美两国在数据透明度以及战略性石油储备等事务上的合作,这是制定有效石油政策的一项必要条件。接下来,两国应该建立制度化的对话机制,包括两国政策制定者、中国国有石油公司重要领导以及西方主要石油公司领导。这一对话机制可以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机制,但最为关键的是提供一个闭门讨论机制以便双方建立互信并探讨如何将气候风险纳入各自现有的经济、政治风险考量。讨论内容也许还会协调交通部门中的碳价格、利用高风险石油资源的行为准则(如北极尤其资源和油砂油),以及在替代燃料领域合作研发以取得突破。

很明显,中美两国共同的气候目标要想取得持久的进展,两国在石油问题上则有必要开始更具结构化的合作。

英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