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钟情于“金砖国家”组织?对这一问题,国际观察家给出的答案往往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感到满意。中国可能从金砖合作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限,不足以解释中国对“金砖国家”集团的高度热情与重视。于是,分析家们只好将中国宣称的金砖政策更多解读为言过其实的外交辞令,煞有介事却未必确有其事。然而,如果他们意识到,中国是如何赋予了金砖集团以全球战略意义的,便能看清这一国家组织的里程碑式意义,中国对金砖真诚而炙热的情有独钟也变得不难理解。

若非具有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中国没有理由把“金砖国家”组织在其外交中置于如此显眼的位置,在十八大报告中列其为多边外交的四大支柱之一。从物质的或有形的利益来看,中国借助金砖所要实现的目标,不外乎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密切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双边关系,以及保住中国岌岌可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然而,这些目标没有一个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或战略格局,更不要说金砖集团是否真能助力中国如愿以偿,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沿着这个分析路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分析家们实在看不出中国有何理由如其宣称的那样倚重这个组织。既然中国的核心利益并未寄托在这个组织上,自身经济力量一枝独秀的中国,对金砖集团的物质依赖远低于其他成员,反而会被其金砖伙伴搭便车。于是,一些观察者顺理成章地推论和预测,中国对金砖很快会感到厌倦,金砖的索然无味将会让中国拂袖而去,金砖势必沦为国际关系的短暂记忆。
    

庞珣
庞珣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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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中国不会抛弃金砖集团,就如中国不会抛弃自己的大国梦想。金砖集团对中国的重要性,无法以中国的潜在物质所得加以论证。金砖国家组织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以发起人和核心成员的身份,组建和培育的第一个全球性、由非西方大国构成的国家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倍增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权力,体现了中国未加明示、却已然践行的“结网巧战略”,即通过国家间网络的水平路径、而非权力金字塔的垂直通道,和平追求全球大国地位。

社会性权力不同于对国家权力的传统理解。如果说对权力的追求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对权力的定义、理解和测量却随着国际结构、国内政治、以及人们的观念转变而不断更新。对权力的传统理解,将权力几乎等同于物质化实力,例如军事力量、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等。然而,一个被国际关系学者长期忽略的简单事实是,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关系”,任何“关系”都只能置于“关系网络”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估。社会关系如是,国际关系也不例外。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物资、人员、观念高速流动,国际关系呈现出更明显的网络特征——国家为网络节点,而物质和非物质的流动构成“关系”。在新的国际结构特征下,将国家权力理解为国家个体的实力特征已经相当过时。相反,社会性权力超越了个体特征,超越了单独的两两关系,而是植于所有相关行为体相互关系所组成的整体网络。 简单地说,社会性权力就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以实现目标的能力。社会性权力主要通过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突出地位来衡量,这与传统的“实力即权力”的理解截然不同。社会性权力的价值超过了实现特定具体目标带来的利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维持、扩大、甚至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选择范围。

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教授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文反驳“美国衰落”的论调,认为从全球关系网络和社会化权力来看,美国仍然拥有别国、包括中国无法挑战的优势。这个复杂相互依存和密切连接的世界,不再是“个人英雄”展示超凡能力的舞台;相反,真正举足轻重的国家,是那些网络中的核心行为体,它们精心编织网络,与他国战略性相连,并置身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心。斯劳特教授认为,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全球关系网,并处于如此中心的地位。试问这样一个拥有超强社会性权力的国家,“衰落”从何谈起?

若从传统的物质性权力来看,高速发展并迅速积累财富的中国,被广泛认为正在切实挑战美国。中国赶超美国的预言不但可信,而且似乎已成定局。然而,在构建全球关系网络方面,崛起的中国远非美国的劲敌,与美国在社会性权力上的差距也令中国感到沮丧。

对中国来说,一个不那么愉快的国际现实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架构主要由华盛顿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网络构成,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曾由美国领衔打造,现由美国娴熟经营。而中国实难以置身于这些网络体系之外,但身处其中却又倍感尴尬,远没有占据与其个体实力和自我认知相称的位置。中国也试图从现存国际关系网络内部来逐渐改变自己的地位,但总体上仍发现,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束缚远多于机会。

泰普斯科特与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一书中宣称:“只有建立联系才能生存”。这的确是21世纪的生存法则。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与国际地位,无疑是遵守这一法则的结果,归功于中国积极、自主、深入地参与全球化。

但是,对骄傲的中国来说,存在绝不等同于生存,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非凡的存在”。中国为梦想而生、为梦想而活,无论是在“中国梦”成为一届政府的标志性话语之前或之后,都是如此。要实现它的大国梦想,中国的“结网巧战略”就不能仅止于投身全球化以促进经济的层面,而必须要努力成为全球国家关系网络的中心,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性权力。

中国很清楚它在社会性权力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而要缩小这一差距,中国不能局限于在美国主导的现有全球网络中开动脑筋、寻找机会,更重要的是要编织自己的国家关系全球网络,而在新建的网络中,最好不要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留下一席之地。当然,中国编织自己的网络,未必意在与现有网络竞争或冲突。而事实上,稳健的关系网络之间罕有正面冲突,而国家通过关系网络的竞争更少遭到质疑。

中国实行“结网巧战略”或许是经过深思熟虑,但也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举动。鉴于中国对相互联系的重视和对社会性影响的追求,似乎有民族与文化的基因,那么中国在国际上的结网战略与意识,或许并非详加论证后的选择,更有可能早于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网络或社会性权力的发现和热议。早些时候,中国实施国际结网战略,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现有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议,得到了实惠,但也积聚了挫败感。近年来,更加自信的中国积极着手构建自己的双边与多边国际关系网络。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发起建立所谓的“伙伴关系”运动,试图给常规的双边关系赋予更多的意义。中国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个由众多双边关系组成网络。相比之下,金砖国家集团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双边关系,是中国建立全球关系网络的一次多边努力。金砖国家集团在中国构建全球网络的战略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伙伴关系”的双边结网和其他三个多边外交支柱不同,“金砖国家”组织是中国参与构建的第一个、只包括新兴大国的全球网络。中国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和关键地位,在提出倡议、制定日程和参与决策过程中,没有在原有全球网络中后来者的束手束脚之感。

联合国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多边舞台,但北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已是在该组织成立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与上海合作组织不同,金砖国家集团没有地区特征,它走出亚洲、覆盖全球数个大洲,是真正的全球网络。而且,金砖集团没有地域特征限制的优势在于,它的未来不可限量,需要的时候可以扩展到任何区域,为网络成长提供了广阔空间。与20国集团相比,金砖国家集团中没有西方势力(尤其是没有美国),而且其议程也不仅限于经济及其相关事务。也就是说,尽管目前金砖国家集团侧重经济和发展问题,但其未来的议程可以涉及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这一全球国家网络可以在多维度上存在,发挥更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盛赞看似缺乏严整结构的金砖合作模式,高度重视其“灵活性”。

有趣又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其实并不需要明了“金砖国家”组织究竟能够给它带来什么实惠。金砖集团作为国家间关系网络,其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才是真正的战略价值所在。编织自己的全球国家间关系网络,是非零和、非对抗的崛起战略,是中国追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明智选择和安全道路。金砖国家集团作为中国“结网巧战略”的有效尝试和阶段成果,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未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本文系“中国观▪观中国”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