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加州举行中美峰会,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两国领导人不仅将在峰会上建立私人关系,同时还将讨论诸如朝鲜问题、中国东海问题等重要区域热点问题,处理棘手的贸易和经济问题。尽管有许多紧迫的议题,两国领导人都应该优先考虑中东问题。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应对伊朗和叙利亚戏剧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迫切性显而易见,而在中东问题上的区域合作有助于中美加强互信、理解以及建立外交协作能力,以解决敏感的双边以及亚洲安全问题。如果无人留心,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冲突。 

明确共同利益

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支持下,本人在过去的一周中与北京和上海的中国高级别官员以及外交政策分析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这些会谈表明,中国期望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合作。如果双方基于现实的期望展开合作,那么合作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然而如果好高骛远或是过于理论化,那么合作的结果只会让双方失望。中国和美国成功合作的关键是了解对方的利益。

韩磊
韩磊(Paul Haenle)在位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任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他曾供职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的主任。

实际上,中国与美国的主流利益是相似的。伊朗对核武力的寻求,叙利亚暴力冲突向周边国家外溢,两年多来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动乱,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大幅撤军、减少投入,这些都对两国造成威胁。中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东地区的混乱程度,并且了解到这些中东问题对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对能源供应的影响——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是从阿拉伯国家或伊朗进口的。同时,中国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过于迅速与广泛的撤离表示关切。鉴于这些因素,许多中国人都在问:“中国能做些什么?”

中国在中东

美国可以凭借中国在中东地区参与度不断增加的历史帮忙解答“中国能做些什么”这一问题。这包括中美就中东问题更为深入的对话,并以2012年8月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访问中国,就中东问题进行磋商达到高潮。

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在中国的中东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体经济活动非常有限,然而能源企业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例如,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代表着中国对此投资重大,也为中美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军事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参与伊拉克边境的伊科观察团(UNIKOM)到后来的苏丹特派团和驻守黎巴嫩临时部队,中国已经派遣军队参加了联合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各种任务。中国曾派出一个营规模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这是中国最大的海外部署规模。

不论好坏,中国在外交方面上的参与一向是区域活动最重要的方面。北京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P5+1)同伊朗展开的核谈判以及通过安理会制裁决议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或者说保持了克制。但是,中国一直阻碍有关叙利亚的决议的通过,这在美国看来则是消极作用。

中国如何帮助?

试图将中国的能力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在中东地区维稳的努力结合起来的尝试必须非常谨慎。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将基于其规模、经济地位和利益来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一席之地,而不是真正愿意为在解决棘手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提出具体想法和从事艰苦工作。美国极有可能最为重视其在安全领域行动自由的需要,这可能会导致其用对待欧洲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即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诺平等,另一方面又希望其他各方承担起美国为他们安排的繁重角色。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应该侧重于具体而现实的合作领域。

伊朗:在最为关键的区域问题,即伊朗问题上,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和大卫•麦考夫斯基(David Makovsky)最近在《华盛顿邮报》提出建议,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共同为P5+1会谈制定类似于此类建议的最终提案。如果伊朗同意遵守协议中有关铀浓缩,验证和其他事项的要求,那么该提案应该承认伊朗民用核计划的权利,并尽快解除部分制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利益方面考虑,中国都比其他P5+1国家更适合劝说伊朗接受此提案。只有在奥巴马总统使习近平主席确信美国的目标是解决伊朗核威胁问题而不是变相政权更迭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做出这一高风险的参与尝试。奥巴马还必须表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协议,美国不排除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止伊朗的可能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来说,这种情况将比任何外交手段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果以色列袭击,可能会引发中国强烈的言辞回应,但只要这种行动不会产生威胁到石油供应的地区冲突,中国的回应将只会限于言辞,极有可能通过联合国进行谴责。

叙利亚及邻国:美国不能指望中国一夜之间“背弃”俄罗斯,抑或放弃其不干涉原则。同俄罗斯类似,中国没有选择否决安理会2011年对利比亚的决议,但是对通过决议后北约的政权更迭目标感到失望。鉴于叙利亚战争可能会引发地区冲突,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利用其对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影响力,让两国感受到压力,认真考虑妥协和让步。这包括呼吁俄罗斯克制向阿萨德政权的武器供应,不再限制联合国调查化学武器的使用,让安理会代表团评估约旦的难民情况,以及驱逐叙利亚境内的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的暴力冲突也加剧了邻国伊拉克的不稳定,威胁到该国在十年中能够提供占全球原油产量45%份额的预期,而这正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已经活跃在伊拉克石油领域,与美国合作以保持伊拉克的稳定与统一将给三国都带来巨大红利。

和平进程:尽管影响不大,华盛顿还是可以鼓励中国支持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巴以僵局的重新关注。鉴于巴勒斯坦是中国的传统朋友以及中以关系不断加强,中国可以帮助双方建立互信。上个月中国主办了巴勒斯坦总统艾哈迈迪•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双边谈判,展现了其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结论

除了伊朗核问题,中国在中东安全态势方面的潜在新角色并非影响深远。然而,如果处理得当,中国的参与能够作为美国倡议以及中国广泛的区域贸易关系的补充。此外,通过增加与美国的信任和互通,这种合作能为中美两国在中东以外最敏感和最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的进展铺平道路。

韩磊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杰弗瑞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