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德国:如果德国能够将工业生产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也许北京的雾霾也会很快有所改善。
 
对于德国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为保持出口竞争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以及提供可负担的能源价格是能源产业两项最为重要的任务。但是能源产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担忧,而且也成为了全球低碳能源转型、应对气候挑战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包括核废料处置在内的环境与安全的担忧使得逐步淘汰核能与化石能源成为了德国能源政策圈的共识。
 
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德国联合政府曾一度不愿“淘汰”核能,以便保持能源独立与低价用电,但这一态度在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出人意料地迅速转变。德国迅速且果断决定淘汰核能(Energiewende,能源转型计划)为各国做出了榜样,其中也包括密切关注德国能源转型进程的中国。
 
王韬
作为气候与能源领域的专家,王韬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负责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项目,尤其关注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交通政策、电动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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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暂停了所有新建核电站项目,并要求对全国现有的运营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这对于中国的核工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中国当时拥有装机容量超过20千兆瓦的在建或计划核电站,为世界之最,并且希望能在2020年新能源发展目标中达到80-100千兆瓦。福岛事件之后,中国的这一目标降为60千兆瓦,并且在十二五计划中也叫停了三座内陆核电站的建设,尽管它们都已经动工了。
 
考虑到核工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数十亿的投资的承诺,听到呼吁重启核能项目的声音并不奇怪,事实上自福岛核泄漏事件以来这些声音就从未真正消退过。
 
但是并不仅仅政府对福岛事件做出了反应,中国民间的回应也很强烈。一些有关碘盐能减少放射性物质影响的谣言引发了中国国内碘盐的疯狂抢购,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民众对于核电站相关的风险知之甚少。
 
中国民众环保意识也得到了广泛增强。他们愈发关注自己可能面对的潜在环境与健康威胁。但是这有时也鼓励了当地居民的情绪化反应,让当地政府很头痛。这在一些情况下,当地居民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投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小规模骚乱。因此未来对于具有高环境风险的核电站的任何投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三思而行。
 
但与德国不同的是,这还不足以使中国政府对核能给出直截了当的否定答案。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所面对的能源与气候挑战。中国一直希望减少对高污染的煤的依赖,尤其是现在国内饱尝环境影响之苦:燃煤带来的雾霾激起了公众的严重不满,同时其气候影响也导致中国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日增。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其在中国激增的能源需求中只占有少量份额,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具有争议的水力发电。因此,为了在2020年达到非化石能源消费占15%的目标,中国很难放弃核能。
 
中国的电力需求增长速度也比其他燃料更快。核电站一旦建成,核电供电稳定而燃料似乎也低价易得。尤其在当下煤价飙高、水电开发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而可再生能源尚需时日的情况下,核电成为当前的电价体系中中国电力公司最便利且利润最高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将现在情况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次机会。
 
近期,由一家德国公司带头挑起的中国与欧盟之间太阳能光伏电板的贸易争端给中国的光伏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作为应对,中国政府与国家电网公司相继出台了优惠政策以促进国内太阳能发电市场的发展。然而,这也打击了许多中国城市转向低碳能源的信心,因为这些城市将此视为德国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减少对可再生能源支持的有力证据。
 
现在我们所需的是德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淘汰核能、发展可再生能源具有切实益处。这可能将会是对中国的巨大鼓舞,鼓励中国仿效德国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
 
因此,中德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将有更多合作的空间。通过合作两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成功可能性更大,淘汰核能也将成为更容易的选择。通过打开而非关闭彼此市场,提供非歧视性补贴以及政策鼓励使可再生能源而不是某个电力公司成为最佳的发电选择,通过合作共同开发而非互相隐匿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世界两大制造业巨头之间并不是只有竞争,而是可以一起做得更多,为自己以及世界低碳能源的未来带来更光明的前景。
 
英文版最初发表于《欧洲人》。按照作者要求,文章标题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