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领导人和能源政策制定者需要界定中国当前在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大可从2013年初笼罩着北京的雾霾中找到启发。雾霾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能源消耗对煤的高度依赖,以及城市人口拥有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这次雾霾再一次提醒中国政府所面临着一个颇为深远的挑战:如何转变追求能源安全的思路,以及如何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而尽量减轻对面临环境的损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讨论几乎只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总体能源供给是否充足,作为工业生产要素的能源成本,以及家庭用能源的平均价格。

诚然,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发展迅速,势头稳定,离不开可以满足消耗需求的能源供给。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却导致了中国对价格低廉却并不环保的煤炭的依赖。

另外,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另一个问题也开始出现。那就是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来满足其在能源方面的需求。这样,中国的能源政策又有了一个新的重点:保证进口能源的供给。

就总的初级能源消耗而言,中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程度仍不足百分之十,因为它大量使用国内煤炭资源。但是在2012年,进口石油占了中国石油消费的58%,而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与流行的认知不同的是,中国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上升本身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真正的挑战在于国企必须掌控石油的进口以及其他大宗能源商品的进口的政策立场。国企对进口形成垄断,这对各方都是没有益处的。

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政府不得不给石油进口以及提炼企业提供补贴,然后在政府的要求下,这些企业以低价售出最终成品给终端满足消费者。结果则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提高燃料质量,因为相应的成本没能通过由消费者承担而得到及时回收。

但是,持续恶化的空气质量以及其他环境上的问题使得当前的能源政策思维模式没有理由再持续下去。由于公众呼吁空气得到净化,中国的能源政策制订这当前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在能源政策目标上确定优先顺序,从而取得切实进展。这就需要重新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定义,在此定义中,总成本(环境成本以及社会成本)问题应该优先于确保供给、压低生产和消费成本的问题。

中国政府应当成为一个能源产品标准的制定者,并且督促各方多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而这样做就要求中国对国外能源提供方开放国内的能源市场。中国能源提供方与外国能源提供方应当能够形成竞争,争相达到甚至超过中国政府制定的能源产品技术标准。中国市场上的能源消耗需求能够有效地促使各国能源进入中国;而外国各方进一步深入中国的能源供给市场符合中国的利益,有利于实现保证供给。实际上,如果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从而对中国的国际能源供给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国外的能源公司在中国供给市场上没有相当的份额,那么中国面临的风险则会更大。

中国若想防止稳定的能源供给被蓄意切断或者想改善能源供给的长期质量的话,那么就应当进一步加深市场一体化,并且开放能源进口市场、发电领域、以及终端用户销售市场,使得外国公司能参与到这些领域中来。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消除壁垒,实现市场一体化。除了像输电线路以及油气管道这样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之外,外国投资在中国能源经济的生产销售环节参与程度越深,那么中国的能源供给则越有保障。消除这样的壁垒可以减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成本,因为国际上的能源提供方出于自身利益,有必要避免中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受到干扰,从而实现其在华商业收益的稳定性。

当然,中国仍然需要努力保障稳定的进口能源供给,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但是,中国政府不应该错误地认为,中国石油公司在国外的能源产业中持有股份,就等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得到了巩固。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应当利用公众的情绪,抓紧将中国的能源政策合理化,这才是明智之举。政府调控的重点应当落在国内燃料及服务的质量上,而不应该落在能源供应企业的国籍上。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中国能源管理部门的职责:从管理能源的进口以及国内生产,转变为制定能源生产以及使用的标准。中国如果把这些标准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门槛的话,那么无论中外,抑或国有私有的能源供给企业都会得到同等的待遇。

在能源管理上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投资资本的重要性。中国当前的能源经济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由于投资资金的不足,中国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都无法增加能源供给。这种资金上的短缺是当时能源问题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投资资金的流动是全世界各种形式的能源生产与销售最大的推动力。只要中国市场有需求,那么总会有人出于利益进行融资,并且生产能源以满足这一需求。

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必须动员起来各个利益攸关方以实现在空气质量上以及其它环境领域的切实进展。由于在中国的当前能源体系之下各个方面的利益难以撼动并且相互竞争,政策变革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中国领导得力,改革就会给我们带来环境红利,并且在能效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查道炯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系“中国观▪观中国”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