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的选民将决定是让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任还是让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取而代之。而在美国总统大选两天后,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产生中共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如果历史真的昭示着未来,那有很多理由让人们对政权交接之后的中美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双边关系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并且如果不立即面对并且设法解决,它们可能严重损害中美双边关系。

在美国,随着对于中国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萧条的恐惧,打压中国的论调似乎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分析人士极度担忧:在选举之后,如果两位候选人将这些令人震惊的言辞变为实际政策,那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转变以及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倒退。
 
这些忧虑,尽管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应被过度渲染。虽然听上去令人忧心忡忡,但是这些打压中国的言辞通常只是试图获得国内支持率的一种姿态,而不该被视为可信的政策陈述。一旦大选尘埃落定,继任的总统将面对多重的国内问题,双边关系和国际现实,使得在对华政策上任何突然和重大的大幅转变既困难也不现实。
 
事实上,过去四十年间的美国总统,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到巴拉克•奥巴马,他们对华政策的主导趋势是保持对中国一以贯之的接触和合作。如果说新总统就职以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改变的话,更有可能是对前任政策进行微调而非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点对中国对美政策来说也是一样。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尽管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怀疑和不满根深蒂固,并且这种怀疑和不满看似日益增加,但是中国领导层也一直积极遵循对美接触和合作的政策。中国建立了相关机制,派遣下一任接班人访问美国,以期在他正式掌权之前与美国的领袖们建立个人关系。这可以视为中国秉承对美接触与合作政策,以及北京方面对中美关系重视的表现。
 
但是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并且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的国内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长期建立在两大基础上——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是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自邓小平于1978年开始改革,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经济发展成就取代了民族主义成为了主要的来源。
 
最近,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各种迹象明确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显著放慢。除了经济问题,中国还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它们严重削弱了其执政合法性,如日渐凸显的不平等、腐败猖獗、滥用权力、环境恶化以及产品安全恶化。
 
面对激增的国内压力,中国领导层可能不得不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或者是寻求支持。当下中日之间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列岛的对峙似乎受了这种政治考虑的影响。然而,中国政府也似乎充分地意识到了弥漫的不满情绪,并且打着民族主义口号的示威游行也可能转变为民众失望情绪的发泄口并导致呼吁政治改革。在报道有暴徒袭击无辜市民、破坏财产以及劫掠商店的事件后,中国政府很快地压制了9月中旬的反日示威。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就对此类游行严加管制。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应该极其不愿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挑起事端。唯一例外的可能是美国的某个举动被中国公众广泛地视为不可理喻且故意挑衅。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可能受因政治改革而得到提升,诸如县级选举,一个更为独立的司法制度,对基本政治权利的更好保护,放松审查制度以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等等。如果新一代中国领导层真的决定采取这些改革,那利用民族主义来寻求国内合法性支持的需求和紧迫性就大大降低了。毕竟,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用担心其合法性的,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与之相对是的,一个不信任其人民,也不被人民信任的政府,则随时有合法性危机。这样的政治改革也会大大推动中美关系,因为建立相似的政治体系可以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
 
除了国内因素,两国的领导层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如何适应双方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发生了明显且影响深远的转变。在中国看来,作为1945年后世界事务的主导力量以及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没准备好适应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这点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时,中国的领导者们——也包括一些中国公众——因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显得越来越自信。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信仰上的根本性差异只会使情况更为不利。
 
无论如何,与其互相指责或任由误解蔓延,两国的领导人应该携手维护对于地区和全球安全具有诸多意义的双边关系。第一步就是让美中两国公众了解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领导人不仅仅是决策者,他们还是议程制定者和民意塑造者。然而,在面对国内的压力时,两国的领导人令人遗憾地摒弃了后两个角色。该是两国领导人下定决心站在各自的演讲台上,,为中美双边关系规划长远发展蓝图的时候了。
 
谢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