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公布的中国最新经济指标令人喜忧参半,同时激化了关于中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还应出台何种政策的辩论。尽管中国政府已于上周四降低利率,但很多人仍在思考中国经济是否需要更大规模的刺激。中国经济确实需要刺激政策,但具体措施并不同于中国政府或批评者们所设想的计划。

中国政府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这将是其15年来第三次大规模刺激经济,而前两次刺激政策的结果大相径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第一次刺激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迅速转至内陆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并着手实施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构性改革。相比之下,2008年推出的高达4万亿人民币(约合6,30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措施却导致信贷规模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加剧通货膨胀的同时也造就了房地产泡沫。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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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尝试推出新一轮的、类似2008年的经济刺激措施。而那些看空中国的人已经开始抨击这些政策了。政府官员们正在加快进行新的大型项目,而批评家们却称这些项目几乎毫无必要。例如,在钢铁行业正饱受产能过剩之苦时,中国政府近期审批通过了一座在广东省境内、价值100亿美元的钢铁厂。一些研究报告还暗示了又一轮信贷激增现象。

批评者表示,这些举措仅仅刺激了投资,而眼下中国需要的是以消费为基础的刺激方法。然而,这种断言是构建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这一普遍看法之上的,即认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太低,而投资的比重则过高,接近GDP的50%。

这些批评家的政策建议不合适,因为他们的假设有误。这里关注的不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表现良好。20年来,高投资率和经济高增长实际上促使中国的家庭消费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而这一消费的可持续增速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

因此,中国国内消费绝对没有受到抑制,从而中国政府也不应过度地人为拉动消费增长。未来20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会以6%至7%的年均幅度增长。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能有更高的质量(即效率更高,更具环保可持续性,且更注重公平),那么消费就能够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此外,中国的劳动力正在缩减,工资年均增速已达15%,这意味着中国引以为豪劳动力大军很快就会成为更具规模的消费群体。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现在推出类似2008年的信贷刺激来复苏经济是正确的。上述劳动力趋势也表明中国政府不须再像过去那样担心就业问题。而为新建豪宅提供毫无意义的贷款非但不会使任何人受益,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

相反地,中国应当有选择地侧重结构性改革,并为这些改革提供相应资金。1997年之后,中国采用过这一策略,从而成功地改善了其长期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改革中,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提高经济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如下两大议题便极具战略性:一是释放民营部门被压抑的潜力,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

1997年之后的改革和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准备确实共同造就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但这主要是针对民营部门而言的。国有企业仍然被与社会压力隔绝,于是获取着垄断利润。即便某些活动并不具备真正的国家战略意义,也还是专门留给政府来负责。现在是时候解除监管壁垒、取消融资和土地准入限制了。实质上,正是这些限制使得民营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进入相关领域开展业务。

基于这种情况,最近公布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政策(即“温州试点”)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通过放松管制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根本问题,不仅能为民间投资提供暂时的财政支持,而且会对其形成持续的激励。

接下来,北京可以在城镇化方面有所作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趋势之一,但户口制度仍致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法永久迁居城镇地区。如果取消这些限制,政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刺激消费。同时,这样做还会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是农村家庭的三倍以上──按国际标准衡量,这已经达到极端水平。

北京还应当强化城镇土地管理,以促进商业活动和房地产开发的选址合理化。而如果要开展一场更宏大的城镇化运动,还需要推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并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提供财政支持,使之可以随着人员的转移而转移,而不至于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但现在它需要额外的助推力来继续改善民生。中国不用按下那些不必要的按钮,例如“内需”;只要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它便有可能迅速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