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日举行的选举中,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及其数十位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同事顺利当选,这是缅甸的一个重大事件。

在本文中,曾在大选预备阶段访问过缅甸的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评估了此次选举的重要性以及缅甸民主转型的前景。基于其对世界各国政治转型的丰富经验,卡罗瑟斯对比了缅甸的形势与其他打破独裁统治的转型案例,强调缅甸的转型面临重大挑战,但同时也有理由寄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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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thers is a leading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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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正转向民主吗?

尽管该次选举涉及的席位还不到缅甸议会总席数的7%,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缅甸所经历过的选举,要么被操纵,要么无效,所以相较之下,此次选举毫无疑问是该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昂山素季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回归政治生活,许多政治犯被释放,以及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开始获得大量空间,都标志着缅甸正在经历一场令人瞩目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出乎意料的政治开放。总统吴登盛(Thein Sein),虽然是通过军事力量和2010年的非法选举获取了权力,但他目前似乎决意推行改革。当我上月访问缅甸时,许多缅甸人强烈的热情,使我无法不为之动容:这个国家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刻,许多人正面对着过去20多年几乎不敢奢望的政治机会。

尽管缅甸人民备受鼓舞,但对缅甸可能的民主转型而言,目前的进展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已。作为缅甸根深蒂固的掌权者,反民主的军事力量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简称“巩发党”,The 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并未放弃各层级中任何重要的权力。宪法改革是打破军事力量和“巩发党”长期执政枷锁的关键,但它不过刚刚才开始被认真讨论。政府中的改革者,相对于政府和军队中的反改革者,势力孰高孰低,依旧无法确定。

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外汇合理化和银行体系的改革,但政府是否会实施变革来挑战现有统治阶级的核心特权,即破除裙带资本主义的经济通道,这还有待观察。

所以,政治开放了?是的。经济变革了?可能。民主转型呢?这就为时过早。

对于缅甸来说,其他国家摆脱独裁统治、走向政治民主的转型过程有何借鉴意义?与缅甸相比,它们的转型之路又有哪些不同?

世界各国社会政治形态千差万别,风俗习惯相去甚远,因此每一次政治转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试图民主转型的国家已有100多个,从中我们还是能够识别出一些基本模式,并谨慎地进行类推。

缅甸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发起者是政权中的温和派,他们出于对军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担忧,试图进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改革。这种改革路径,或多或少,总能让人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南美进行的、旨在摆脱军政统治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各有不同。

以巴西为例。巴西军政府不善经济管理、内部贪污腐败盛行,这严重降低了其受欢迎程度。对此,巴西军政府深感担忧,并分裂成温和派和强硬派。温和派逐渐引入平民政府的理念,并随之展开一系列令人信服的选举活动。当然,为了维护政局稳定,温和派与强硬派达成妥协:同意对强硬派的多项经济特权予以保留,并保证强硬派过往的罪行免于被起诉。

若仅仅是回顾历史,拉美的政治转型貌似良好;但在实践中,大部分改革都推进缓慢而且内容浮夸。还以巴西为例,从1974年政治改革开始,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当政,历时十年之久。而在此之后,又过了十年,巴西的政治体制才真正克服专制统治遗留的种种弊病。

另外,南美军政府的统治大都只持续了一二十年。之后,国家又回到平民政府执政的状态。并且,对于平民政府和多元政治,拉美国家还有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与之相反,缅甸自独立六十五年以来,有五十五年都处于军政府的统治之下,并且没有以往的民主经验可供借鉴。所以,缅甸此番推行民主化,可谓“摸着石头过河”。

“阿拉伯之春”影响了缅甸的民主进程吗?


确实存在这样的言论,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给缅甸的将军们带来恐慌,也使温和派下定决心推行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动乱的爆发。

但事实上,缅甸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更类似于“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前,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状况。“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政府都曾推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反对党被允许进入议会、独立的市民社会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空间、一些经济生活的因素也开始合理化——因此才有分析者把这一现象称为“防御性自由化”。但也正是这些许进步,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

然而,阿拉伯政府采取的举措,远远称不上是在推行政治民主,那只不过是他们为了阻止真正的民主化浪潮、消解人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在一些国家,比如摩洛哥和苏丹,由于这些措施被坚持到底,现状才得以维持,直至今日;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埃及,由于当政者在改革面前摇摆不定,社会才最终在“沉默”中迎来了革命的爆发。

缅甸政治转型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缅甸面临的困难当然有很多:反民主的军政府根基深厚,虽然它已承诺改革,但对这些承诺,军政府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政治压迫、恶劣统治、经济剥夺以及区域政治挑战所遗留的种种弊病。

但缅甸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既要摆脱长达五十五年的暴政统治,还要同时与十几年来日益升级的民族矛盾相抗争。既要实现政治体系核心的民主化,又要在相当大的领土范围内深化区域自治——在这两个相互影响的进程中同时实现权力分配,其难度之大,让人望而却步。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在试图驾车穿越一条狭窄颠簸、悬崖之上的桥梁,于此同时,还不得不千方百计防止车内愤怒的乘客相互扭打。

但一切也并非毫无可能。如果处理得当,这两个过程可以相互弥补,达到相得益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尼西亚迅速地摆脱了威权统治,当时有很多人担心,印尼可能无法同时应对民主化带来的问题和一些省份关于扩大地方自治的要求。考虑到当初印尼的一些内部领土冲突涉及到国家分裂,而缅甸民族地区的要求少得多,可以说,印尼面临的困难比今天的缅甸要大得多。但印尼不仅成功实现了政治转型,而且独裁政权的结束还促成了与东帝汶的和解。

有哪些理由,能让我们对缅甸的未来抱有希望呢?

即使挑战重重,缅甸的民主化事业也绝非注定失败。对于刚刚踏上民主化道路的转型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像缅甸一样拥有生机勃勃、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组织,且这一组织在预选时就被证明赢得了广泛的国内支持;还存在一位深受爱戴的国家领袖,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合法性都无可置疑,并具备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

更何况,缅甸现行政府中的改革派拥有一些可靠的人物,其中以吴登盛总统本人为代表。而且,即使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不为它的一些邻国喜闻乐见,但是美国、欧洲和亚洲民主政府等重要的国际行为体,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