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加大了对伊朗的压力,试图以压促变,伊朗也采取了高调反击的措施,引发海湾局势日趋紧张。在伊朗核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作为一个与伊朗有着巨大贸易关系的国家,如何处理伊朗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挑战之一。

不会为西方开辟制裁绿色通道

从伊朗核问题爆发之日起,中国就始终主张采取对话和谈判的办法解决,多次表达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妥善解决。一方面,中国显然不愿意追随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欧美提出的制裁计划,反对实施武力威胁和制裁施压,而且随着局势越紧张,中国越反对西方国家实施的以压促变的计划;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伊朗在核计划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强行闯关,造成局势失控,在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问题上也会照顾一下西方的面子。

赵可金
赵可金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领域的专家,他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的项目重点探讨中国的全球治理与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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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不愿意在西方国家和伊朗之间选边,不愿意追随一方反对另一方。近来,美国方面多次向中方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和它站在一起,对伊朗实施敌对政策,配合美国对朗的行动。这一点实属一厢情愿,尽管中国不愿意因伊朗问题而与美国搞对抗,但也绝对不至于免费为华盛顿开辟一条制裁伊朗的“绿色通道”。在这一点上,华盛顿对中国也无可奈何,因为强行提出要求只能遭到毫不犹豫的拒绝,施压更会适得其反。毕竟,在中方眼里,在应对伊朗核问题上,中国至多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美国。

不过,作为一个坚持原则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在伊朗问题上无所作为。每当伊朗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走得过远,触犯国际社会的“众怒”,西方国家也按捺不住地在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组织内动员起一种强大的制裁情绪时,中国也会顺应这一情绪,偶尔支持一下西方国家的方案,以敲打一下伊朗,防止伊朗做得太过分。当然,中方在制裁问题上仍然是谨慎的,以不使地区局势失控、不伤及中国利益和不引发伊朗怨恨为前提条件。

寻求有弹性的外交空间

中国之所以在伊朗问题上采取不选边的超脱姿态,最根本的原因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先生确立的“不结盟”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很看重此种不偏袒任何一方的道义形象,非独在伊朗问题上如此,在其他问题诸如利比亚问题、苏丹等问题上,历来如此。

 近代历史以来,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人心头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危机阴影。在中国人看来,中国要想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就只能靠自己,以寻求独立和有弹性的外交空间。

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中国可以同苏联在陆地上合作,也可以出于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与美国在海上发展合作。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伊朗一样对美国恃强凌弱的霸权作风心有不满,但中国不会像伊朗那样对抗美国,正像中国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制裁伊朗。

在中国看来,与伊朗寻求国家主权独立不同的是,中国在主权独立问题上尽管也有压力,但不像伊朗那样迫切,中国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势头能不能得到维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不能顺利实现,能不能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对中国是首要的。当然,作为一个牵制美国霸权的力量,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争斗,从另一个方面也缓解了中国崛起面临的政治和安全压力。

中国决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伊朗核问题的升级,中国不选边和不结盟政策面临的压力也在上升,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回旋余地也在缩小。当前,中国外交在伊朗问题上面临着三重挑战:

第一重挑战是中国如何平衡在伊朗利益和在欧美国家利益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在伊朗有着巨大的利益,不仅有20%的伊朗石油出口到中国,中国有大量企业在伊朗投资,而且伊朗还对中国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伊朗在客观上充当着中国西部地区安全的屏障,一个反对美国的伊朗,对于缓解中国在亚太地区因美国亚洲战略调整而造成的压力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中国可能在欧美国家有着更大的利益,中国产品的出口问题、欧美高科技技术对中国的扩散问题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众多合作项目,这对于中国利益更为重要和根本,中国也不容有失。

第二重挑战是中国如何平衡承担国际责任和立足发展中国家基础的关系。在中国看来,欧美国家始终对中国存有歧视,总是在人权、宗教、民主等领域对中国的施压。为此,中国人十分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并将其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立足点。伊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同样的屈辱历史,伊朗希望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对中国来说,伊朗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代表,中国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而得罪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更不会因伊朗而令自己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面前丢脸。

第三重考虑是中国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在决定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态度是,既要使本国能够从中得利,也尽可能使其看上去光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价值原则,比如中国坚定地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并且主张中东地区建立无核区。由此可见,中国并非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用原则去做交易”,而是站在大局考虑,中国绝对不会放弃这些原则。同时,中国也不可能置国际主流价值原则于不顾,最起码不会站在其对立面上。

基于上述三重挑战,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级,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越来越积极地探索建设性斡旋的角色,努力把欧美国家与伊朗往和平对话和协商的轨道上拉,以缓解双方的对立和紧张情绪。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日益遍及世界的国家,中国最不希望地区和国际形势紧张和混乱,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才能保持,邓小平先生所规划的建设中等发达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理解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所扮演角色的钥匙。

本文原载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