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衡的经济增长令人担忧,但失衡的原因却经常被误读。为了平衡投资与消费,中国领导层能做什么?

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像中国这般激发了如此激烈的争论。乐观者将中国视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力量,认为其经济规模很快就要赶超美国;悲观者却认为中国经济神话不过是空中楼阁,很快就会遭遇金融危机而衰亡。在东亚国家看来,中国是东亚生产共享网络的中心,正是借助了该网络,东亚国家得以从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但经合组织的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补贴和低估的汇率获取了产品出口优势。

这些不同的观点,部分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异于西方以往的模式。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常孱弱,但政策执行力却很强;关键要素的投入成本被扭曲,但制成品却在全球市场上异乎寻常地有竞争力;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入不平等已经急剧恶化,但却依然有5亿人口成功脱贫。这些悖论,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之别,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本质的曲解。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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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表明,以中央决策为引导的、地方强大执行力为保证的经济体制,至少能暂时替代发达经济体中基于市场而形成的金融和监管体制。毫无争议,中国劳动力和资本很廉价,土地资源被滥用,但因为中国产品必须在全球和不同国家的市场进行竞争,竞争压力使得中国避免了许多导致前苏联经济崩溃的效率低下。尽管在社会服务和机会方面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相较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较快的提升。

但是,当下预示的未来,却与上述成就取得时的全球环境和国家情况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中国过去实施的政策如今需要再斟酌。

现在,包括中国高层领导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人所共知的中国失衡增长。这些失衡也被视为中国对美国和欧盟取得贸易盈余的推动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低,这表明消费者一直受到抑制;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是极高,意味着政策倾向于出口和低效率。这导致大多数观察家提出了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国内消费、抑制投资。这样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放缓,从而使得美国和欧洲更容易产生重振经济增长所需的盈余。

然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这种观点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几乎没有人停下来想想为什么GDP数字与大众印象中的历年中国家庭购买狂潮如此不一致。一个关键项目消费年增长率约20%的国家,其GDP数字显示家庭消费的年增长率不足10%,如何才能使两者协调起来?其中,必定有所不妥。

显然,中国的国内消费是被严重低估的。这种被低估,部分源于中国统计体系由计划经济体制适用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适用的转换困难。正如中国国家统计局所指出的,将非正规经济活动、非现金交易和日益上升的家庭服务成本纳入官方GDP统计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种统计差异的调整,可部分解释消费在GDP中不寻常的低份额,而另外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GDP份额的下降。

对于过去几十年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金融抑制”成为了众矢之的(所谓金融抑制,表现为给予存款者极低的利息,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及消费相应地减少),但是,“金融抑制”只是导致该结果的一小部分因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从农村到城市谋生计的结构性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转向工业(这当然是件好事),劳动力报酬在整个国家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因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将近90%,而工业中相应的比重却只有50%。所以,当劳动者从农村迁向城市劳作时,他们赚取了更多收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却相应下滑。

然而,即便家庭收入上升,但高企的储蓄率意味着消费并没有同步上升。这部分源自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他们对新建立的养老金体系未抱充分信任;部分是由于2亿的外出打工人员不具有正式的居住权(户口),其消费意愿没有当地户籍居民那么强烈。虽然这种情况会改变,但改变需要时间。

中国家庭消费在GDP中的低份额,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收益和政府转移支付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严重低于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土地和主要资产都由国家所有,因此,国家而非私人获得了这些资产绝大部分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提供更大份额的社会公共支出来助力家庭消费。但是,中国GDP中的社会公共支出份额远远低于标准。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议还会持续,毕竟这些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如果用于社会服务的政府支出能增加GDP的3%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是有益的,因为这将消除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西方国家令人争论不休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