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事故一年之后,其对全球核能源产业的影响更为清晰可见了:德国已经关闭了部分核电站,并且计划逐步停止使用其他的核电站;意大利则在去年夏天的全民投票中彻底否决了核能源。随着日益上升的核能源利益,中国也正在考虑自己的选择。在“军控系列研讨会”(Arms Control Seminar Series)的第八次会议中,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与众多中国和国际专家探讨了可以预防核灾难的指标以及对中国的意义,司乐如(Lora Saalman)持了本次研讨会。

福岛核事故的教训

被设计为抵抗5.7米海啸强度的核反应堆最终被13.1米的海啸所淹没,这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阿克顿认为这一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一系列人为错误和严重落后于国际标准的核安全实践,包括如下几点:
  • 错误的观念:阿克顿认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核产业及其监管者轻易地相信不会发生严重事故,因而,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应对措施,包括延长核设施的断电时间。
  • 缺乏监管的独立性:阿克顿指出,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Japan’s 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 NISA)并不独立于政府,相反它隶属于负责推广核电的日本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这阻碍了监管者跳脱现有框架进行思考的能力,进而导致了对海啸潜在威胁的低估。
  • 缺乏沟通:阿克顿表示,参与日本核安全讨论的专家范围不够广泛。如果就该地区的自然灾害历史向相关专家进行了更有效的咨询,那么福岛核电站在设计之初或后期改进时更可能考虑类似十三米高的海啸因素。
     
  • 危害预测和设计:阿克顿认为相较于国际上最好的范例,日本的危害预测和工厂设计存在巨大的缺陷。例如,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对于冷却系统的供电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日本执行的保护标准远不如欧洲。一位中国专家补充表示,中国核设施不断进行更新,在新核电站的设计上考虑了大量的应急措施,这使得中国发生类似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小。

福岛核电站事故对中国的启示

一位中国专家指出中国和日本在核能源项目中使用的核反应堆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引进了像AP1000核反应堆的系统后,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大幅减少,因为这种系统的被动重力驱动冷却系统并不依靠外部的电力。阿克顿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意该观点,但是他又补充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是完全自发的,即便是被动系统在面临长时间的危机时也要依赖于外部的干预。
  • 拓宽教育:一位中国专家指出,福岛核电站事故使得中国加大了核安全方面的对外交流和教育,并且将向海外派更多的专家去学习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但是一位国际与会者反驳指出,中国核安全从业者和监管者的代表经常缺席国际核安全论坛。一位中国专家回应表示,为了便利中国更多的参与,这些核安全会议应当在亚洲举办。
     
  • 加强监管:另一位中国专家指出,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教训对中国影响深刻,中国已经要求核安全的相关部门对现有的及规划中的核电站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这减缓了核电站的审批速度,并且加强了对安全标准以及每个项目设计的监管。
  • 国际合作:一位中国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吸取教训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他认为目前的体系划分为了多个机构和组织,像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以及世界核营运者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等,这使得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和交流。而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囊括该议题,则表明这仍是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同时,他也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和核电站设计标准。
  • 道德风险和过度设计:阿克顿回应表示,尽管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会起到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会遭遇道德风险——国际监管体系的存在,可能会降低每个国家对核安全的责任感,由此导致这些国家在核安全上的控制放松以及承担更少的责任。而且,阿克顿还认为新的国际核监管体系可能还不如许多国家现有的制度严格,因为许多国家可能会对增加的安全成本存在异议。因而,在解决类似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潜在威胁时,必须平衡国际合作和国内责任。
 
讨论者:邹云华,黎弘,翟德泉,韩华,洪源,杨锡联,胡豫闽,钟忠,刘冲,李德顺,吴日强,林云志, Martin Schoenbauer, James Barker, Eugene Bae, Paloma Hill, Shao 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