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下,国内外正热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未来的角色。中国的国家政策是否应该更为自信?中国如何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日益增长的公众力量如何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就这些话题,环球时报的记者高磊(Gao Lei)采访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学者陈懋修(Matthew Ferchen)。

环球:中国人常呼吁要民主,但当中国与邻国出现争议时,公众却经常表现得十分强硬。因此,如果中国变得更为民主,它的外交政策将会如何变化?

陈:即便在美国规范的民主体系下,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间接相关的,因此很难明辨其中的关系。外交政策并不像许多其他纯粹的国内议题,经常被政府内外的各种专家所左右和影响。

在中国,当越来越多人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社交网络表明立场时,公众舆论对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大量议题的影响力无疑与日俱增。

对于鹰派情绪的增强,我认为完全没必要担心。不过不难想象,有关外交政策的公共舆论,能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对本土问题担忧或不满的宣泄。

因此,对食品和房产价格的忧虑,可以在对全球大事件的愤怒中得以发泄。中国外交政策领导人的实际挑战,是要在日益增多的言论中,维持头脑清醒的政策,为应对全球挑战走负责任之路。

环球:部分中国的意见领袖认为,由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西式民主体系,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却越来越少,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陈:中国自身的政治或经济体系,是否对中国邻国或远在非洲、拉美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这个问题实际更多的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

就像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阐明的,这些辩论正在中国内外展开。广义而言,海外的辩论分为两派,一派视中国为威胁西方自由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反自由“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派则视中国为取代西方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受人欢迎和成功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

中国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与海外的讨论息息相关,但也有所不同:新左派通常支持中国走独一无二的路径实现现代化,而另一部分则是支持通过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

在我看来,在“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者“正确”的答案,但这是一场实力和权威的重要较量,因此辩论得以继续。

此外,我认为不在中国的人士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等最基本问题,并不必定都能被解决,但相关的探讨和辩论却正愈演愈烈。对此,我认为这既令人欣喜,又颇为健康。

环球:一些学者建议,由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中国在处理类似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议题时,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是,这种“责任”伴随而来的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有违中国长期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我的研究显示,随着中国与类似拉美等地区关系的日益密切,大量挑战开始涌现出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迟早要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些挑战。

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国家,已经与中国建立起了快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由中国对这些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需求所驱动的。因此,看似有点出乎意料,这些拉美国家将会发现自身经济已经与中国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

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些快速发展且日益复杂的关系衍生出的现实复杂议题,中国领导人需要不断应对,而不干涉政策和对主权的尊重在其中并不必然能起到帮助作用。

去年北非和中东的事件,直白地凸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正在经历基础面转型,且中国与之有重要经济政治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不干涉政策,并不必然是外交政策中最实际的指引。

环球:中国怎样才能令邻国相信其和平意图?

陈:中国快速的增长与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激发了邻国及其他国家的期望与焦虑,你的这个问题,同样也与这两种情绪相关。如朝鲜或南中国海等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令解决之道更为复杂化;但其他,则是由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对一系列原材料上涨的需求所造成的。

企业谋私利的所作所为,将很轻易地破坏政府实施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的决策者,与他国领导人类似,将越来越需要考虑监管问题,考虑国有和私有企业在海外扩展业务时的形象问题。企业谋私利的所作所为,将很轻易破坏政府实施的和平外交政策。然而,能确保良好公司治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伙伴确信其和平意图的政策却能一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