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趋动荡的全球经济中,尽管中国仍是强劲的增长引擎,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高通胀、潜在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全球流动性条件波动等。转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轻松——中国需要加强其社会保障网,提高家庭收入,增强生产率,投资人力资本。

在策划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改革首当其冲。IMF中国事务主管奈杰尔•查克对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其在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方式不协调的风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卡内基的黄育川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也加入了讨论。卡内基的包道格主持了本次讨论。

根本至关重要:需要的蓝图

查克认为,金融部门自由化对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性,不亚于90年代的国企改革。但金融自由化是个有风险的过程,为避免出现类似阿根廷、智利、墨西哥那样改革成果被危机吞噬的局面,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就必须谨慎有序地推进。查克按次序列出了如下步骤:

  • 更坚挺的汇率:允许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由资本流入形成的流动性压力,使得中国人民银行能够采取更加积极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 重构货币机制:在吸收了系统内隐藏的流动性之后,中国就能构建新的货币机制,使其更依赖于间接货币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达到经济增长、通胀和金融稳定等三方面的相关目标。
  • 增强监管:中国应该建立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配备相应的程序,以便在危机时刻介入(和退出)弱势机构。
  • 发展金融市场:扩大证券、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将会为家庭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和投资选择。非银行金融中介同样应当加强。
  • 利率自由化:只有当中国吸收了流动性和创建了货币政策间接工具之后,才能放开利率。
  • 资本账户自由化:当种种金融改革措施到位之后,中国可以逐渐取消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使人民币国际化。

改革的政治挑战

拉迪指出,任何改革金融部门的努力都要求中国领导者去面对既得利益者。在这方面,中国最近的记录显示并不乐观。

  • 停滞不前的改革:拉迪指出,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利率自由化,是“十一五规划”明确的目标之一。然而,那之后的十年来,利率自由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而“改革”字眼却又再次充斥整个“十二五规划”。
  • 错在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拉迪表示,尽管私人部门的角色日益显著,但是在胡温政府下,它们的市场导向性并不明显。地方政府领导人对于利率政策几乎没有话语权,也不能拒绝旨在吸收过剩流动性或者调整房地产泡沫的改革。如果利率上升,私营企业,这个中国出口和建设的主力,也只能默默接受调高的利率。
  • 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为维持现状而游说:拉迪举例,如商务部曾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在2010年宣称中国出口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尚需2-3年时间,而当年中国的出口就同比增长了30%。也就是说,商务部对汇率政策制定有着相当的影响。
  • 延迟的转变:拉迪认为,在2012年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当前的领导阶层不甚愿意采取任何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新的领导班子将有可能花1-2年时间来巩固权力,也就是说,直到3-4年后,实质意义的改革措施才将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段过渡时期,流动性将会继续升高,外汇储备将会积累,房地产市场的过剩投资将会加速。

经济失衡的复杂原因

黄育川强调,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失衡实际上有利于中国的利益。尽管经济扭曲的确开始显现,但如果改革者们希望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那么他们就必须把眼光放远,而不是停留在令人误导的统计指标上。

  • 有意为之的失衡:黄育川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邓小平,明白从国家囊中羞涩的财政预算中挤出资金的希望不大,于是就利用金融抑制政策,盘活资源以支持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失衡正是中国最初改革策略的核心内容,并且在过去几十年刺激了投资和快速增长。

  • 被误读的消费:黄育川表示,中国GDP中消费率的下降并不特殊,日本、韩国和台湾此前在工业化进程中均经历过类似阶段。尽管中国的绝对消费水平明显低于这三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类似阶段的水平,但这种差异,一半能归因于瑕疵的抽样程序——并未将非正规经济活动、非现金交易以及住房服务包括进来。
  • 城市现象:黄育川认为,中国消费水平和相应国家之间差异的另外一半原因,可追溯到可支配收入中储蓄的增加,以及家庭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增长的储蓄可以从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角度来解释,由于国家限制户口或者说家庭登记制度,他们无法进入社会保障系统,所以他们将会把自己收入中的40%储蓄起来。因此,户口改革对于促进消费将是至关重要的。
  • 国家获得的生产率红利:黄育川指出,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看起来可怕,但是实际上反映了西部地区商品经济推动下的繁荣。在西部大开发下,这片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国家收获了相关投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个较低的家庭收入占GDP比值。
  • 私营部门形成:黄育川补充指出,由于工人在私企所得的工资低于国企,所以随着私营部门的壮大,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重就呈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考虑到私营部门效率更高,而且一旦私营经济在经济中取得主要地位,劳动报酬就将随之上升,所以目前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重这个指标,其趋势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

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金融部门的改革,对于迎接未来几年国家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政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展更具弹性的利率、资本账户的逐步自由化和机构改革就成为了发展第一要务。然而,考虑到中国增长战略的本质和这些政策形成的历史渊源,政策制定者是否会遵循必须的改革议程行事仍是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