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政府债券最大的买家,中国却只能暗自神伤,因为其所持有债券的价值,被美国政府受挫的政治进程“牵着鼻子走”。尽管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事态发展可能会损害到美国的民主和有关中国的人权议程,但讽刺的是,这却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

从政治层面而言,中国领导层能相对容易地安然接受类似比较:在严控的政治进程下,中国决策系统能够推进集体的一致行动。在中国共产党欢庆了90周年党庆、近来在巨大压力开始重塑自身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已经摆脱孤立、乡村化和穷困,转而融入全球化、城市化和不断追求财富积累之时,这无疑会加强利己信号的传递。

当中国利用经济刺激计划谋求实现经济“软着陆”时,美国财政问题提醒国内爱折腾的选民:民主并不能保证适宜的妥协以推进共赢。而不论是欧洲正在制定的对潜在违约债务的集体承担机制,抑或是日本经济持续的下滑,都无法说服中国政府开展政治体制的自由化。实际上,所有这些,更难弥合那些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看待全球议题产生分歧的文化差异。

然而,从经济层面而言,中国近来所取得的发展,可能促使领导层更积极地重塑汇率及贸易体制相关的政策,因为旧政策在过去10年里不断激化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而美国的财政困境则会强化这一观点:中国继续积累外贸盈余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盈余会被用来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那些认为重商主义仍将左右中国政策者的说法都应该被舍弃。

一些预测认为,如果中国的外部政策不变,中国2015年的外汇储备可能从目前的3.2万亿美元增至5万亿美元。但在三大储备货币的前景还不明朗的情况下,积累如此巨大的外国债券并没有吸引力,这就使得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难以实现。

而作为利用贸易盈余的另一种选择,七八年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足50亿美元,但现在却能达到每年600亿美元。然而,在OECD国家对中国投资普遍敏感的情况下,中国不太可能在这些国家的资源和技术相关产业找到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来作为使用盈余的可靠选择。尽管海外投资将在今后几年出现高涨,但也不能满足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并且相关收益也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于是,中国领导层不再指望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获益。接下来的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缩减,出口创造就业的旧观念变得越来越不明智。在过去10年里,高校毕业生的数量翻了一番,于是就业的挑战就逐渐变为满足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而非简单地提供大量低级岗位。目前,中国亟需发展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产业,将就业的主要关注点由数量转为质量。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加快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有所帮助而不是损害。但仅仅汇率变化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纠正那些妨碍高附加值服务业出现的税收、补贴和利率政策。

人民币快速国际化的愿望有利于摆脱重商主义观念,当局也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看作是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手段之一。同时,它们也欢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声誉和优势,但其面临的困境是,人民币若要成为国际货币,先决条件是必须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自由兑换,并且其价值和有用性取决于市场力量而受制于政府。

目前,中国将更加致力于将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和服务交易,但对资本自由流动仍将持谨慎态度。因此,在全球经常账户清算中,会出现一个混合型货币体系可供相对自由的使用,但以人民币主导的资本流动,其数量和用途仍将受到控制。原则上,这意味着仍然允许中国对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保持严格的控制。

然而,这些人为地分离不能持续。中国正在走下坡路,久而久之,资本流动自由化和人民币价值市场化将被证明是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这将促使中国加快设立必要机构和监管保障,以确保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为此,它也将完善有助于减少中国贸易失衡的其他政策。

美国目前的财政困境,至少有一个好的“副作用”——它将有助于缓解最近两国间关于“货币和贸易战”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