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从中国回来。如同其他的访问者一样,我惊讶于中国闪电般的变化速度:虽然距离我上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远,但这次我还是见到了进一步的巨大改变。这就是一个大型经济体在以年均10%的增速增长时会发生的现象。

1978年,中国刚刚引进经济改革时,我进行了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那时,中国的汽车还很少,街道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人们穿着藏青蓝或橄榄绿的制服。而今天,同样的街道塞满了汽车,两旁林立着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人们穿着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颜色和款式的衣服。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苏联的40%,而现在却比后者大4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如何还需观察,但它带来的一些结果将会持续。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无数的中国人已经摆脱贫困而成为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和欧美中产比起来仍然贫穷),他们第一次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美食、医疗、电子产品、手机或者玩具。经济危机或经济减速可能会使这个阶层萎缩,但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趋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产阶级扩张。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都比以前更大,印度、土耳其、越南和巴西等国家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不过,中产阶级的增加是否会带来不能承受的环境和社会压力?

对上述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答案由托马斯•马尔萨斯给出。在1798年,他提出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物生产增长,那么不可避免的饥饿、疾病和战争会使人口和食物生产重新回到平衡状况。出版于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预测石油会在1992年耗尽,巨大的马尔萨斯灾难会在2000年左右到来。显然,马尔萨斯和及其追随者低估了新技术的影响,例如,农业中的绿色革命使贫穷国家的谷物产量在短短20年间翻了一番。总的来说,现在的人均食物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新的技术使得我们可以开发不久之前还无法触及的自然资源。

而第二个答案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少数人消费了太多的财富,而剩下的多数人消费量则太小。例如,美国仅拥有世界上4.6%的人口,却消费全球25%的能源;德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比印度人均多9倍,比孟加拉人均多30倍。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对的:我们需要更公平的消费分配,并且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干预。

第三个答案是基于市场的回答:价格和激励机制会解决这个问题。当市场出现短缺,价格会上升,使能承担相同消费量的人数减少,从而引起消费量下降。进一步,高价会刺激人们提高效率,发明更低成本更多产出的新技术:如果油价持续上涨,那么风能、太阳能与海洋能都可以与碳氢化合物竞争下一代能源的地位;如果棉花价格上升,会刺激更多农民种植棉花。实际上这已经发生,并且在很多领域中我们都看到了奇迹般的供应增长。新的技术正在创造更有效率、更加环境友好的制造流程。然而问题是,市场调整是无情的,对最贫穷的消费者是个威胁——对他们来说,消费的任何减少(迫于更高的价格)都意味着挨饿。而且全球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过度捕捞,恣意不受约束的大量开发,使得海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破坏;我们也很清楚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全球变暖时,地球上正发生着什么。仅仅靠市场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的爆炸式增长、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张,以及随之带来的全球消费增长,给我们提出了难题。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马尔萨斯、马克思还是市场,都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由市场催生的技术变革,对于避免严重的社会和环境破坏来说,可能太慢了。为纠正不公平而采取的过度政府干预,往往会以扭曲市场,阻碍急需的创新为结局;但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又可能会使这个星球不宜生存。

僵硬地拥护某种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观点,并且提出新的想法,对务实和尝试保持开放态度。过去,人类成功地解决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没理由认为我们不能再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