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时光回溯一代人,只有当拉美国家债务拖欠或者沙特官员宣布新的油价目标时,发展中国家才会登上经济新闻头条。那时,东欧仍归苏联,中国和印度仍对世界紧闭大门,而军事冲突、疾病和政治腐败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深陷贫困和经济隔离的泥潭中。但今天,发展中国家正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全球七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已经有四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保持着10%的年均增长率,也因此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巨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巨大力量:新兴市场如何重塑全球化》一书中,我们预测,到我们下一代,日本和德国将进一步落后,在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美国将是唯一的发达国家。

但矛盾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将仍然贫穷。到2035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将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印度在2035年将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是日本的3倍,但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相对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现象前所未有。我们只能猜测这种21世纪特有的现象会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我们能够确信的是,这些贫穷国家的代表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会渴求像西方人习以为常的那样,去享受同种类和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不过从最近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和俄罗斯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政治、经济和金融方面都较发达国家更不稳定。虽然美国是上次金融危机的中心,然而发展中国家更缺乏调控机制、社会保障,并且在多数情况下,缺乏提高财政赤字以缓解危机影响的能力。

鉴于上述原因,下次全球经济危机发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与发源于纽约或伦敦的可能性相当。这些巨大的经济体正慢慢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拥有能抵御经济衰退的相应机构或是必要资金。

这些国家在劳工规制政策和限制环境灾害所需付出代价等方面,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立场。尽管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劳工状况远远在西方国家之下,但要记得在历史上,当那些发达国家远比当今发展中国家富裕的时候,他们在环境和劳工状况方面却还很粗放原始。这当然不是重复过去错误的理由,但它为我们理解当前的争论提供了背景知识。

没有什么能比气候变化问题带来更多的认识差别与分歧可能。大气中现有的碳主要由发达国家排放,以致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但新增的排放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历史气候变化与未来气候变化在原因上的不一致,导致了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谈判中相互指责。

发达国家具有历史责任,也拥有更多财富,在限制气候变化上让它们做出更多牺牲,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没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排放国的参与,这个进程不可能实施。为了预防全球性灾难,我们需要一个遏制发达国家排放量,并且限制发展中国家排放量进一步增长的协议。

当今的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也凸显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政治气候的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建立G-20与改变IMF的投票权,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新的参与者通过和平方式走向国际社会前台,这在历史上虽然有先例可寻,但也只是例外,而非普遍规律。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以适应新兴力量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增加新兴国家在现有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或者冒着带来混乱的风险,由新兴力量建立他们自己的国际组织。

无论未来采用何种改革方式,都不会是各方一致同意的结果,而会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妥协的产物。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以及联合国大会演变成世界上最烧钱的辩论俱乐部,都证明了试图取悦所有人的尝试徒劳无益。相反,对于每个议题,都需要足够多的参与者推动国际共识,然后让剩下的参与者接受。

美国和中国政府都需要对各自的民众负责,但同时他们共享同一个星球,以及同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考虑本国公民利益的同时,这些大国的政治家们需要考虑他们的决定对世界整体的影响,或者说需要培养现在显著缺乏的全球意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更多地区带来了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紧张局面。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风险,否则我们只有等到下一个难以预料的大危机到来后,才开始着手解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