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力的逐步上升导致东亚国家 对中国的战略担心逐步加深。为了营造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尽可能缓解所面临的崛起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努力尝试弱化周边国家的疑虑与不安,并于2003年10月正式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 并努力付诸实践。 例如,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南海政策趋于温和,由坚持双边乃至单边行动转向尝试多边框架, 并在2002年11月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使得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趋于缓解,并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改善。 又如,2008年6月,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孙学峰
孙学峰专门研究大国崛起和国际关系理论。在清华—卡内基中心,他主管的项目主要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和地区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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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安抚政策往往难以坚持,成效也难以持久。 例如,2004年之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又逐步趋于紧张,并在2009-2011年期间连续出现中国-越南以及中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争端。 又如,2010年4月,日本防卫部长北泽俊美表示,将专设“中国军事分析小组”,提升对中国军事情报收集的力度。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涉嫌妨碍公务逮捕了中国渔船的船长,并试图按“国内法”将其移交冲绳县那霸检方“处理”,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2011年8月,日本政府表示,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旨在瞄准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填补冲绳本岛以西的防卫“空白区”。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安抚政策若取得理想效果须同时满足东亚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安抚政策虽能够发挥效果但却难以持续。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安抚政策效力难以持久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困境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矛盾。

首先,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客观上导致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逐步扩展。在安全利益界定明显变动的背景下,经验上很难确定中国的行为是否在刻意损害邻国的安全利益。而安全困境理论适用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的政策意图和行动是良性的,即没有刻意损害对方安全。 因此,运用安全困境解释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矛盾,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细致讨论,而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与诸多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日益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最为主要的双边安全矛盾。主权领土争议的核心是双方均不承认对方的领土主张,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争议双方都在有意损害对方的安全,因而无法满足安全困境理论适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安全困境理论并不适用于因领土主权分歧导致的中国周边安全问题。

即使我们承认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矛盾主要源于安全困境,那么依然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东亚国家如此担心中国伤害其安全利益?如果把原因归结于中国实力持续上升,那么东亚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实力更为强大的美国?也许有人会强调,美国实力过强难以制衡,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过去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都为东亚诸多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护。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加令人深思,为什么这些东亚国家如此依赖美国?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从主要依靠本国转为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维护生存安全? 而这一转变对中国坚持东亚安抚政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此,本文拟从考察冷战后东亚地区的体系特征入手,探讨近年来中国安抚周边政策难以持久发挥作用的外部限制因素。作者发现,东亚地区体系既不是典型的无政府体系,也不是单纯的等级体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准无政府体系特征。所谓准无政府体系是指包括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和等级体系各自的体系特征,而中国安抚政策难以持续有效也正是源于东亚体系的准无政府性。

除了导论之外,本文还包括四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界定准无政府体系特征入手,重点说明东亚地区体系属于准无政府体系;第三部分则重点阐述东亚地区的准政府体系特征限制中国安抚政策战略效果的逻辑机制;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主要通过中国有关南海问题安抚政策成效的变迁,检验文章的理论假设;最后是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