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5月份通胀率为5.5%,为3年来高点,工业增长也超出预期,这将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盘的人提供口实。但即使是那些认为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归咎于这种失衡。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夸大其辞。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同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而非体现不平衡的指标。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GDP的比例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目前家庭储蓄率高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养老金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而同时,社会保障税,对拥有房产的渴望等各种因素都促使个人储蓄率持续上升。

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会下降。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收入占比将近90%,而在工业领域,这个比例仅为50%。尽管工人享有较高的收入,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是工人直接得到的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

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这也是应该欢迎的),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最终,劳动力收入占比的下降——决定了消费模式——是中国转向更有效的增长方式的结果,而非一个问题。

在此次发布的数据和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就像其他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尚需几年,才能达到此阶段。

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实际上,相比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资本存量占GDP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另外,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我们还必须记住,将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中国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说是导致了持续的高消费水平,而非降低了消费水平。中国的个人消费水平和实际工资分别以每年8—9%和10%的惊人增速增长,成为同等国家中的佼佼者。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增长并未失衡。尽管如此,其贸易顺差仍将是西方的一颗眼中钉。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解决之道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约占GDP的2%至3%,因此,只要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提升不到1个百分点,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但应该采取哪种先后次序呢?最佳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国企给政府的股息支付,增加公共支出。由于国企的税前利润已飙升至GDP的7%以上,只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就能起到重大作用。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做法,国内本已较高的投资比率在短期内可能不必下降,但正确的融资工具,需要增加社会住房开支,减少高端投机建设。加上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持续支持,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尽快消除贸易顺差。这也将为改善福利和消费信贷计划赢取必要的时间,使家庭最终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考虑到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投资增速有可能会下降,而这些举措还将预防贸易顺差的再次出现,同时还不会损及中国的增长或抑制全球需求。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将让中国彻底消除外界认为其经济失衡的错误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