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地震,它的一个正面作用是揭示了平常我们无法接触到的地球最深层的地质轮廓信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就刚刚经历过两次强“地震”:其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被捕,以及对继任者的争议。第两次“地震”提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管理当今世界的体系的混乱运作的数据信息,其中一些确认了我们所了解的信息,而其余的则阐释了当前全球实力格局的新现象。

这次的震荡显露了两个吸引眼球的事实。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任总裁将是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虽然选拔仍在进行中,最后仍有阻挠拉加德当选的可能性,但我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深切怀疑,而且最了解情况的观察者也基本认定拉加德的当选。

我曾受邀到IMF的华盛顿总部、在该机构过百名的工作人员和董事面前就该议题做演讲。一开始,我就让那些认为拉加德不能担任总裁职位的人举手,最后只有10个人举手,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总裁选拔程序结束前,绝大多数的观察家相信他们知道结果。

问题不在于拉加德是否有资格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相信她能胜任),而在于她将经过被操控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众所周知,美国和欧洲在1944年达成一致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总裁由美国人担任。其他国家的候选人从未得到过这两个职位的真正任职机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在2008年的20国峰会上,各国首脑都承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人将通过“公开、透明、择优选择的过程”进行选拔。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承诺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实践中,不合理的任命规则并没有改变,而保持这种过时的安排则是以牺牲价值观念、原则,甚至是常识为代价的。

尽管表面言之凿凿的承诺让总裁选拔过程看起来比实际更开放、更任人唯才,但在殖民时代达成的协议依然主宰了21世纪:欧洲人将继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舵人。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欧洲人当选,还在于整个选拔程序。欧洲国家在IMF的投票权比例远高于其在世界经济的份额就是明例:尽管欧洲国家的投票权一直在下降,但由于投票权计算仍基于世界多数国家贫穷落后时得到的权重分配,现在欧洲的投票权比例仍是不成比例地高企。而对于自己曾表达过憎恶的IMF领导人国籍的“世袭”特权,欧洲国家并没有对这次继承表示任何疑虑,而美国也没能遵守其承诺去构建一个的公平、择优录用的选拔制度来挑选重要机构的领导人:如果不支持欧洲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也就意味着美国人将失去对世界银行的执掌。

这一切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基本规则:任何事情一旦牵涉到权力,言论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军事实力、资源,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所掌控的投票权比例,而其他的,都是干扰视听的“噪音和修辞”。

此次IMF“地震”所反映的第二个事实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比实际更有潜力。在全球谈判中,金砖五国已经在统一战线上迈出了一大步,而这次是金砖五国推举出其公认的IMF总裁候选人、展示它们在世界舞台新获得的影响力的大好时机。或者,金砖五国可以齐力改变歧视这些国家的规则。

遗憾的是,什么都没发生。除了发布一个要求公平选拔的虚伪声明,金砖五国对结束美欧之间令人不快的协议并没有表现实际的兴趣,也没有为改变规则付出实际的努力。比如巴西,尽管渴望被看作拉美国家的领头羊,但并没有努力支持能力极强的墨西哥候选人——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

毫无疑问,世界已经有了新的权力中心。但在这个事情上,新兴的得势国家没能或者拒绝运用其实力。此次事件的一个教训是:虽然如今金砖五国各自享有了更多的权力,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还没掌握将其新兴经济势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的方法。但是,一旦取得了首次成功,这些国家就将创造一个大为不同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