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引发了如此迥异而激烈的关于其经济发展的观点。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他们看到的是:中国连续三十年保持着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有五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正日益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是一座摇摇欲坠、建筑在受压抑的金融体系之上的“纸房子”。这种金融体系导致全球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鼓励奢侈浪费的财政支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迅速崩溃的危险,急剧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也将破裂。

上述观点哪种更接近事实呢?它们都与事实不符。然而,有一种模式可以阐释中国式的发展,揭开中国经济神秘面纱的一角,那就是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所采用的模式。

开发银行模式

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动机源于一种认识: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难以安然维持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全球最贫困的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的100倍。这不仅造成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紧张,而且导致由内乱、环境退化、满怀绝望和希望的移民潮所引发的政治摩擦。

要想找到针对这些问题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发展中国家以一种保护全球公域(从森林、渔场到大气)的方式,加快其发展的步伐。

此外,市场不完善是贫穷落后的主要症结所在,它为开发银行鼓励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经济的作法提供了依据。这种不完善表现在:有关潜在的投资回报和投资风险的信息匮乏;薄弱的金融和财政机构不能从适当的社会思考的角度来保护和分配资源。开发银行试图通过找准一些发展过程固有的正外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ies)——那些仅靠市场自身的运转机制无法获得的利益,来完善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

开发银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步骤是: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降低最终受益者的成本。典型的贷款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居民和公司。这种援助方式使发展中国家得以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规划领域的投资资源。尽管这些投资会得到巨大的社会回报,但市场认为其风险调整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极低。通常,发展中国家脆弱的财政和银行系统又让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获得贷款,或无力支付高价贷款。

对这一贷款的隐性或显性补贴来自预算转拨或发达国家的担保。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向国际资本市场借贷,因为其贷款偿还能力是有保障的——首先,可以由受援国政府来偿还;其次,可以通过银行的股权部门来偿还。这样一来,尽管有人对向各种国家(诸如苏丹、缅甸、津巴布韦和阿富汗)提供贷款的可存续性持怀疑态度,但开发银行的贷款损失历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记录,令人十分放心。同时,开发银行的金融稳健性也很少被质疑。开发银行还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基础上,站到了推动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前沿。

中国的模式

中国的增长模式类似于一个庞大的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即:依赖低息贷款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通过缩减消费和提供主权担保,使这种低息成为可能。
 
通过维持相对而言较低的利息,中国得以利用居民储蓄来补贴贷款。这意味着把居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转移到投资中。但是,如果这些投资创造了十分丰厚的回报,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超出投资前的水平。长期而言,这使中国得以让居民消费最大化。

事实上,中国20年来的个人消费水平一直保持着每年8-9%的惊人增速。这样看来,由于得到补贴的投资获得巨大的成功(假如没有补贴,这种成功可能不会发生),中国的发展模式导致其居民消费一直维持在较高而非较低的水平。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截然相反。

这种办法其实并不新鲜。几十年前,“亚洲奇迹”的成功范例曾经彰显了工业化的“东亚四小龙”以激励政策支持“高储蓄,高投资(high-savings-cum-investment)”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成功尝试。挑选一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并对其经验加以评估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也指出,高投资和出口导向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影响

开发银行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风险。由于贷款是得到补贴的,所以很难对其收益进行评估,并且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遏制日常消费以支持更大规模的投资的作法,只有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此外,政府不能无限期地依赖国有银行补贴投资,且投资必须产生足够的回报。

目前,由于中央政府在公共支出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财政系统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这是正值转轨期的中央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特有问题。所以,政府转而依赖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和特定的机构输送额外的资源,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社会项目。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必须发展壮大,以便通过预算渠道而非银行渠道提供“定向”贷款,即受政府政策而非商业目的驱动的贷款。这就要求将流入财政体系的公共收入分配额度从目前的占GDP20%提高到接近30%的水平;同时,让商业银行向通常由财政预算资助的项目提供贷款。这样做将提高透明度,并减少风险。这也意味着要进行重大的财政改革,把不良贷款——即实际上的准财政赤字——转化为财政预算的明细支出。

然而,由于中国的主要银行归国家所有,所以,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依赖于国家的信誉(就像多边开发银行的可存续性依赖于主权担保的可靠性)。然而,中国占GDP50%以上的高储蓄率和三万亿美元的外汇贮备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大规模流动有可能导致借贷规模以可控的方式递减——而非全面的金融崩溃。

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资助的投资和财政支出的质量是否很高——足以继续支持用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补贴投资的做法? 这种做法还将延续多久?

中国的生产力提高模式超乎寻常。在两位数的投资回报的刺激下,国外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GDP也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目前来看,这种模式下的投资和支出就总体而言是高效的。然而最近对浪费和腐败现象(涉及到高铁项目和其他受激励政策支持的项目)的频频曝光显示,中国领导人必须对其公共支出的质量而非数量给予更多的关注。

例如,世界银行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向经济政策落后的国家过度提供贷款,结果不仅没有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了随之而来的债务偿还问题。世界银行应对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制定严格的贷款标准。中国政府也应该考虑采取这一政策,因为最近它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许多贷款,都被投入到了难以监督或评估的支出项目上。

并且,正如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银行需要认真考查其借贷活动所产生的更大影响(包括对贫困和治理的影响)一样,中国需要考虑其发展进程的可持续性,包括它对环境和内部公平的影响——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承认,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