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自中国的两条新闻吸引了西方媒体的注意力:一条严肃,另一条却不尽然。但是两条新闻都反映了不断加大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

第一条新闻是中国国务院提议修改个税税率,减少工薪阶层的税负,增加富人的税负。这肯定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进步。另一条新闻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在中国某些地方,当地政府限制墓穴的规模,这样有钱人就不会为其家人或者自己修建排场的墓地而激怒公众。

对于那些熟知中国财政政策有多么复杂的人来说,改革个税来得太晚了,但可能不是应对中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方法。对于那些对中国地方治理吹毛求疵的观察家来说,限制墓碑的高度不能超过1米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大的公关噱头,但它绝不能取代实际的政策来解决造成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和其他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一样,许多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收入差距。但是以这么小的动作(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来调整个税税率的做法不大可能会有大的改变。总的来说,中国的税收体制是累退的。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二者都被视作是累退税)去年占税收总收入的约三分之一。此外,累退薪资税(例如社会保障税)相当于工资收入总额的2.5%,个人收入所得税去年在税收总收入中仅占5.8%。所以,修改个税税率并不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

根据国际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征收收入税成本高、效率低、难度大,这主要是因为商业交易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现金,记账的做法不完善以及存在大量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国内地也不例外。所以即便拟议中的个税改革更加大刀阔斧,也可能产生不了预期的结果。

北京应该考虑另外的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中国需要推行增加职工工资收入的政策。过去10 年来,中国内地的工资增长幅度始终落后于GDP的增速。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根据省级GDP收入数据,这个份额从1990年的53.3%下降到2007年的39.7%。工资的相对减少既限制了国内消费增长,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因中国工人相比之下更穷了)。

增加工资则要求赋予工人与其雇主谈判的议价能力,保护劳动者权益,投资于人力资本。这些措施虽然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实际的进展还没有显现。

第二,把中国越来越分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需要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再分配。根据社会学调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要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严重得多。纠正这个问题从技术角度和经济角度说都是可行的。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主权国家。它拥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行业资产和外汇储备。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普通中国人能立竿见影地减轻中国的不平等状况,促使中国成为—个“所有者社会”。假设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减少一半,每个中国人就可以分到1000美元(相当于一个中国公民年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

第三,惩治腐败应该是另一个补充措施。尽管腐败对于收入不平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衡量,但是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从政治上把腐败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从经济角度说,中国改革基金会经济学家王小鲁负责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9.3万亿元,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51.9%。诚然,惩治腐败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政治任务。但是也有一些相对容易的做法。例如,严格执行中国官员的财富披露制度可以有所帮助。

中国能否减缓——如果不能扭转的话——过去30年来累积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其意义是重大的。除了导致社会紧张之外,不平等本身也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领导人一直被如何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增长乏力)的问题所困扰。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查常常归咎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重新关注如何应对不平等的情况并就此提出改革是再恰当不过的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