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1日史无前例的九级大地震和接踵而来的惨绝人寰的海啸后,日本又开始奋力避免另一个进度缓慢、但后果却越来越严重噩梦的出现:数个核动力反应堆芯的全面融化和乏燃料棒放射性物质的大规模泄露。相对于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此次的福岛核危机对其周边地区所造成的破坏已远胜于前者;日本当前的这场核危机预计对中国这个在未来十年有着全球最雄心勃勃的核电建设规划的国家的能源决策者和普通老百姓的心理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日本正面临着二战后最大的危机:在3月11日的9.0级地震袭击了日本靠近太平洋的东北部滨海地区后,一个接踵而至规模巨大的海啸不仅快速地席卷了这个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国家,而且切断了该国两个核电站的外接电源并淹没了为至关重要的冷却系统提供动力的柴油发电机。由于操作人员无法冷却核反应堆燃料棒中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余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故障很快升级为一个缓慢发展但却对周边地区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核事故。这场核危机对故障反应堆周边地区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了1979年发生在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

在日本核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决策者一直长期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如何使能源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煤炭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中国当前的煤炭消耗水平几乎要占到全球煤炭供应量的一半。然而,国内对煤炭资源规模空前开发和利用也引发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挑战:比如说遍布全国的煤矿废弃物、采空区的沉陷问题、严重的水体污染、触目惊心的煤矿安全事故、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运输的瓶颈效应、持续恶化的空气质量、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最后这个问题在中国200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国后尤其显得紧迫。

为应对以上这些挑战并且改善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决策者选定大规模核电开发作为技术解决之道。虽然中国核电运行装机总容量在2010年底仅达到1082万千瓦,不过2007年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在2020年前将全国核电运行装机总容量增加到4000万千瓦。根据一些广泛流传的报道,中国政府可能会将2020年核电开发的目标上调至7000至8600万千瓦。中国核工业的部分专家甚至声称2020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总容量可以达到10000万千瓦的水平。

在日本的核危机发生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并抓紧编制核工业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务院的规定还要求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并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此举标志着中国这个有着全球最雄心勃勃核电发展规划的国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对核电开发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中国公众对核污染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这种恐慌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全国范围的碘盐抢购事件中就得以很清楚的反映。核泄漏发生以后,放射性碘可能被核电站附近居民吸入,聚集在甲状腺里,从而引发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癌。所以在接触放射性碘元素前,可以通过摄入足够的非放射性碘元素使甲状腺达到“饱和”,从而减少甲状腺对放射性碘的摄取,达到预防的作用。但是国内发生的碘盐抢购事件中公众完全忽视了以下两点:1)市面上能买到的碘盐中的碘含量非常低,每天需要服用数公斤的碘盐,摄入的碘元素量才能起到预防核泄漏引发的甲状腺癌; 2)福岛核电站目前泄漏的放射性物质经大气和海洋稀释后,迄今并没有引起中国大陆地区放射性碘元素辐射水平的显著变化。

尽管国际社会应该欢迎中国暂缓核能开发这个在当前形势下及时做出的明智之举,但是中国政府究竟会如何提升其其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安全性依然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由于中国领导人未来需要在核电开发的必要性以及福岛核事故后引发的安全顾虑之间进行取舍与平衡,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尤其需要得到正视。

考虑到经济发展导致的能源需求增长、逐步恶化的空气污染,日益脆弱的能源安全、不断上升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简单的应对之术来同时解决以上所有的政策挑战。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习惯在以下各种能源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高碳排放而且重污染的煤炭、引发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和污染环境的石油、资源短缺并且投资成本高昂的天然气、对生态系统有灾难性影响的大型水电工程、技术风险很高的核电、相对昂贵而且供应经常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

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2011-2015年),中国政府计划要减缓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恶化、抑制煤炭消费的过快增长、并且希望实现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降低16%、碳排放强度下降17%。 如果不继续发展核电项目,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些至关重要的能源与环境目标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虽然说国内很可能还是会大规模上马核电项目,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有必要研究清楚当前大规模核电开发计划中任何已有的、或潜在的薄弱环节。福岛核危机说明即使在一个核电技术水平和安全标准很高的国家,发生严重核事故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对核电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表明任何技术上的创新都无法完全消除在核电站设计、建设、操作、维护、退役以及事故应对过程中人为失误带来的潜在风险。这点对于核电安全尤其的重要。就中国核电行业的发展而言,政府部门直到最近才意识到监管国内持续增加的核电机组群的人力及财务资源的配置还并不到位。虽然中国领导层最近正在强化核电监管部门的人力和财务资源配置,不过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核电监管部门还需要依靠一个相对年轻而且经验不足的监管人员队伍。

除了加强核电监管机构的能力建设,中国领导人也应该系统地评估国内是否有足够的合格劳动力来按照高水准的国际安全、质量标准来建造国内所有规划中的核电机组,并且彻底检讨中国的核能工业到底有无能力应对所有规划的核电项目平稳安全的运行及维护所带来的人力资源挑战。在福岛核危机发生后,关于应对及管理未来可能发生的核电事故的专有技术、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要求也应该重新予以评估。

中国核电开发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地震灾害。中国领导人因此应该对整个核电开发规划进行一个彻底的地震安全评估。这个评估应该包含一个东部沿海地区的海啸风险研究,因为该地区几乎集中了国内所有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

为了应对福岛核事故引发的安全挑战,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放弃重复建造在很多现有核电站使用的过时反应堆,并转而采用更加先进的核电技术。这包括更加现代和“被动”的安全系统,它们允许核电站紧急情况下在没有操作人员干预与电力系统反馈的条件下安全停机。虽然这种转变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中国领导人要尽量避免过分相信没有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新技术。不管新一代核电技术在理论上如何之先进,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这类技术一般还没有在世界任何国家得到充分的检验。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任何新一代的核电技术从设计经验、施工安全和操作稳定性的角度来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

中国核电工业二十多年来实验过各种技术,这不仅包括国内自主设计及施工的国产压水反应堆(秦山一期的CNP300及秦山二期的CNP650),也包括从法国(大亚湾的M310)、加拿大(秦山三期的CANDU 6)、俄罗斯(田湾一期的AES-91)及美国(正在建设的三门、海阳核电站采用的AP1000)进口的核反应堆技术,以及基于国外技术自行国产化的混合堆型(岭澳一、二期的CPR-1000)。但是从设计标准化、操作安全、维护简易性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时运行维护过多种类的反应堆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核电发展模式。因此,中国领导人需要立即限制国内核反应堆型进一步多样化的趋势,并集中全国核电行业的人力、物力专注一到两个标准化的核反应堆型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此外,中国政府对核电安全问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能由于过分强调核电技术高速本土化而损害国内核电机组群的整体安全性。为了加强国内核电工业的能力建设、提升全行业在整个价值产业链的位置并做好向国外出口国产核电技术、设备的准备,中国政府一直持续通过向国际核电合作伙伴施压来达到快速技术转让的目标,并将这做为国家核电工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于仓促地实施核电技术本土化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安全隐患,由此引发的重大安全事故不但对核电在国内的长期发展有致命的打击,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做为世界核电行业一个可靠的利益相关方的信誉。

目前来说,国内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秦山一期工程的两个31万千瓦压水反应堆是中国大陆地区从操作安全角度来说最不可靠的核电设施。 为了保证秦山一期工程在设计年限剩余时间内的连续安全运行,有必要对这两个反应堆采取更加严格的监测和特殊的安全措施。

此外,中国政府应该对在内陆地区大规模地开发核电项目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虽然中国当前所有的运营核电站都建在沿海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规划在内陆地区开发核电项目。不过在内陆地区大规模地开发核电项目会给国内本来已经非常稀缺的淡水资源带来巨大的环境风险,一旦发生重大的核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于中国资源赋存的特点,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向沿海地区供应相当比例的能源产出。过去,内陆一些能源赋存丰富的省份—比如水电资源丰富并有着国内最大水电工程项目三峡电站的湖北省—由于大量向沿海省份出口本地的电力资源而导致了本地区严重的电荒,并被迫准备上马技术风险极大的核电项目。 为了消除在内陆省份大规模开发核电的必要性、降低全国电力传输的平均损耗率、并且保护国内宝贵的淡水资源,中国领导层应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优化地区间电力容量的不合理现有分配体制。
最后一点,福岛核危机清楚的体现,如果得不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可能在核电事故中受到重大影响—比如说需要疏散的居民的信任,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有效的应对一场重大的核事故的。不过可惜的是,当前中国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信还明显不足。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长期都是一个家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时在社区的层面都难于建立起来。

更糟的是,中国迄今还没有一个成形的、欣欣向荣的独立专家阶层。总体而言,中国国内的专家可以分为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系统内”专家以及被排除在政府决策圈外的 “系统外”专家。但因为政府和社会资源压倒性地流入到前一种团体,所以对提升许多国家核能开发项目透明度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独立专家意见在国内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受压制的状态。

在中央媒体和其他大众媒体的采访中,尽管没有从当局获得直接的指示,但国内的许多专家经常扮演政府发言人的角色,这加剧了中国公众尤其是网民对媒体关于核事故报道的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感。为了增强中国对核事故的应对能力并形成国家级的核应急响应战略,培育和建立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发言能力、并值得公众信赖的专家阶层在当下中国显得尤为迫切。

小结

日本核危机警钟之下,中国暂时搁置了其大规模的核电开发计划。但是,为了应对国内诸多的能源和环境挑战,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在未来的进一步增长应该是无可避免的。为了确保核电发展的安全并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国领导人了解其大型核能扩展计划中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不足尤为重要:这些不足至少应该包含人力资源的挑战、诸如严重地震和海啸等天灾、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新一代安全技术的内置风险、仓促地实施核电技术本土化所带来的危险、在内陆大规模开发核电项目所引发的威胁、以及由于缺乏一个有着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并值得公众信赖的专家阶层而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