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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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3天的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19日在哥本哈根落下帷幕;《哥本哈根协议》破茧而出。《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中国项目主任费雯莉(Barbara Finamore)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研究学者米瑞丝(Therese Miranda),就如何看待会议的结果、会议的焦点问题,以及全球抗争气候变暖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两位都以观察员身份亲身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一个缓慢的开始——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A Slow Start from Copenhagen
王雅平

经过13天的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19日在哥本哈根闭幕;一份被称为“哥本哈根协议”的文件终于破茧而出。《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中国项目主任费雯莉(Barbara Finamore)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研究学者米瑞丝(Therese Miranda),就如何看待会议的结果、会议的焦点问题,以及全球抗争气候变暖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两位都以观察员身份亲身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

“冒号”

哥本哈根谈判的过程艰难而复杂。会议拖延了一天的时间,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还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结果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今天是令人失望的。

有人说会议结束时很难说这次会议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它也许连一个逗号都不算,顶多是一个冒号——冒号前面是“现状总结”加“请听下文”。所谓“现状总结”,即是将各国已作出的减排承诺罗列于书面;所谓“请听下文”,即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在2010年的墨西哥会议上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费雯莉说:“一百多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度、复杂性和重大后果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过程本身必然是异常艰难的。”“即使达成了并不完美的协议,也比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要好。关键在于这一协议能否为我们未来所需要作出的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能否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减排法案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第一周出现的众多谈判文本——由主办国丹麦草拟的“丹麦文本”、由“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南非与巴西)草拟的“基础文本”,以及“小岛国联盟文本”、“非洲文本”和后来的两份“主席文本”——就是谈判艰难与曲折性的生动体现。

有人说会议进程的艰难是由其形式决定的。好比多哈回合谈判,在一百多个国家间实现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意见统一证明了是比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还要艰难的一件事。米瑞丝评价说:“这是一个开始,但是是一个缓慢的开始。”

会议焦点问题

会议最大的分歧依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发达国家强调“共同”,但发展中国家强调“有区别”。其各自常常引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也相应地表现为:发达国家强调目前的、未来的和国家总体的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历史的、人均的排放量。发达国家偏重现实与后果;发展中国家偏重道义与公平。

具体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争论的议题有减排责任、资金与技术支持、监督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延续问题等。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会议结束前在减排责任和监督机制上各自作出了一些让步。美国不再坚持中国承担硬性的排放限额义务,而是要求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中国也同意完善内部的报告系统、加强透明与公开。国际监查始终是不可接受的。米瑞丝对此表示理解,并认为中国加强报告的透明与公开的做法值得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后哥本哈根时代

前路漫漫而修远。哥本哈根给人们留下了遗憾与困惑,也留下了对现实的觉醒与希望。哥本哈根以后的路如何走?

米瑞丝指出,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的一大先天障碍就是美国未能在会议之前通过减排立法,美国因而不可能在会议上作出任何真正有效的承诺。因此,哥本哈根以后、墨西哥以前的第一步,即应该是美国通过减排立法。

米瑞丝还指出,“中国同意加强报告的透明与公开也将有助于美国立法的通过,因为一些参议员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如何证实中国方面的数据是确凿的。”但阻碍减排立法通过的参议员主要来自于依赖制造业或煤炭工业的一些州。减排立法的通过将给这些州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立法的内容很可能是一个减排需要与现实利益相妥协的产物。

此外,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筹资一千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米瑞丝评价道,“资金筹措的许多细节还没有落实。”因此,落实资金的筹措细节也将是走向墨西哥路上的重要一步。

 

2009:中国走向海洋化的一年
2009: China Approaches the Sea
王雅平

所谓“海洋化”,即随着一国国力的增强,其在海洋上的利益会增加,便自然促使其强大海军与扩展海上活动。纵观历史,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其海洋化的进程,古代的中国、近现代的英国和当代的美国,皆是如此。

2009 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化的重要一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并具有一系列的代表事件——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的角力、中国在印度洋上的能源利益、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纠纷。

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的角力

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南沿海,加之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敏感神经,东南门户的大开是北京的一块心病,也是中国军事演习模拟防护的重点。中国已经在静悄悄地发展自己的海军实力。

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霸权地位是长期以来的既成事实,美国海军已经习惯了在太平洋上的荡然直去、横无拦阻。不仅美国自己,而且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认为美国海军是二战以来维持太平洋和平的关键力量,并希望看到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存在的继续。

中美在太平洋上的角力因此便不可避免。今年3月发生了中国军舰在南海驱逐美国无暇号海洋监测船一事。此后,类似的小事件又有多起。

对无暇号事件的分析已经有很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美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简单概括认为,美国想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尤其是中国在海南岛附近新建的潜艇基地进行侦查。无暇号海洋监测船的操作便是此类侦查活动之一。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侦查活动。其实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是如出一辙。

两国在事后各执一词。一方面是在对国际法的解释上存在着技术上的差异。中国坚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禁止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不友好的”或“具有威胁性质的”军事活动,包括美国无暇号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所进行的监视活动。美国则认为,国际法规定外国船只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任何“和平的”活动,不需通过该国准许。——争论焦点在美国监测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监视活动是否被认为是“和平的”活动。

另一方面,即使不存在对法律解释上的分歧,中国也不会愿意美国在中国的海岸线附近肆无忌惮地搜罗中国的机密军事情报。“中国对美国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侦查活动,但尚没有美国监测船这样的尖端技术,也没有他们这样的‘明目张胆 ’,”史文如是说。

中国海军将继续扩张;美国也将继续密切地监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中美两国在海上的“相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史文指出,中国海军实力的壮大也将使中国在捍卫她的利益的时候更加自信,有时候甚至是武断。“但考虑到两国之间更大的共同利益,很难想象这一问题会成为使中美关系‘翻船’的问题。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中美两国在海洋上的拉锯是世界力量格局转变的集中体现之一。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要求两国领导人共同具有危机意识、冷静克制与沟通谈判的智慧。

中国在印度洋上的能源利益

外报称,今年年初,中国在全球掀起了“购物”狂潮。这个“物”主要是指能源与矿产资源。随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信用的急剧紧缩与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中国海外资源投资在2009年呈现了迅猛的增长。据报道,仅在今年2月份,中国的海外石油与矿产投资总额就高达630亿美元。根据研究公司Dealogic的统计,仅在2月的两个星期之内,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值就已超过211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额的 40%。

“走出去”的能源战略由来已久,且已被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层面。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能源安全意识也逐渐加强。能源从一个单纯经济或行业的层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政策层面。因此,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是否要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要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走出去”不仅需要正确的方法与战略,而且也需要运输途径的畅通。

中国80%的原油进口运输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原油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被称为中国的“马六甲困境”。

中国希望修筑从孟加拉湾到昆明的一条贯穿缅甸大陆的输油管道,以缓解这一困境。这将为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关键的作用。而中国在孟加拉湾的举动牵动着印度的每一根敏感神经,因为印度在孟加拉湾设有重要的海军基地;印度的核武器试射也是在孟加拉湾进行的。

《大西洋》杂志国家通讯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其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的权力游戏》(2009年3/4月刊)一文中指出,从地缘战略角度讲,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挑战的中心舞台。

印度洋一边依傍阿拉伯海,另一边延伸到孟加拉湾。“珍珠链战略”被认为是中国挺进印度洋的重要一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Gwadar)、伯斯尼港(Pasni)、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线上的燃油站、孟加拉国的吉大港(Chittagong)上的一处拥有海军和商贸特权的存储设施,都是这条珍珠链上的圈圈点点。此外,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中国南海部分)的泰国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的构想,一旦予以实现便将改变欧亚贸易路线,大大缩短中国到欧洲和非洲的贸易运输航程,对改善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具有关键的作用。但所有这些都引起印度的紧张。印度把中国的珍珠链看作是对其的包围。美印基于防御框架协定和核协议基础上的战略关系巩固,也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纠纷

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南海上的领土争议已经不是新闻,但这些纠纷却在2009年得到了激化。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缔约国要在2009年5月13日以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大陆架的划界方案。刚一迈进2009年,来自中国东南方向的领土争端便集中爆发出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因不满邻国提出的划界案“侵犯其主权”而发生了一轮明争暗斗。

目前涉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的国家(地区)有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整个南海诸岛,中国军队进驻了9个,台湾1个,越南29个,菲律 宾9个,马拉西亚5个,文莱1个。越南提出主权要求的岛屿多处于西沙和南沙,菲律宾主要是南沙和中沙,马来西亚和文莱则对南沙的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

中国处理南海地区领土争端的方针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史文认为,“这一原则总体上来讲是有效的。它不仅成为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他谈到,“中国曾经为东盟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感到忧虑。中国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以更为接纳的姿态不仅从双边也从多边上与东盟国家相处。于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成为了开启改善与东盟关系大门的钥匙。”

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争议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得到解决。国际知名的海洋政策学者马克•瓦伦西亚(Mark Valencia)指出,南海领土争议的现状是一种“泄漏中的现状(leaking status-quo)”——在这种“现状”将基本保持下去的同时,各争议国也将逐渐增加它们在争议领土上的活动。

综上所述,中国走向海洋化的过程是全方位的——太平洋、印度洋、南海——既有对政治力量的角逐,又有对能源、领土等根本利益的争夺。未来如何展开,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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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亚洲》
Obama in Asi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客座高级研究员、克莱蒙麦肯纳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发表了一篇问与答文章,分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的目的、亮点,亚洲力量格局的演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西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奥巴马访问北京所涉及的议题等。

 

《哥本哈根备忘录:误导的评论——中国的承诺意义重大》
Memo to Copenhagen: Commentary Is Misinformed – China’s Commitment Is Significant

中国承诺到2020年,把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外界对此褒贬不一。我们认为批评家们对中国的指责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文中揭示,他们的批评缺乏常识和背景知识。他们的谬见并非纯粹的学术争论:他们的批评为美国国内反对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的人提供了庇护,是阻碍有效的气候行动的冒险之举。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都是颇具力度的。在经济史上,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大幅度地削减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法律上约束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令人惊讶的,它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对中国的减排目标的批评,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允许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继续上涨。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服务水平低,亿万中国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目前,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是中国的4倍。奥巴马总统支持美国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将近20%的目标。如果中国履行其哥本哈根承诺,美国也执行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目标,那么到2020 年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中国的2倍。美国以中国为借口拒绝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不诚实的行为。

虽然如此,对中国而言,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并努力把碳排放减少至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暗示,中国政府可能在2025年接受一个碳排放总量的限额,并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实现减少30%或更多碳排放量的目标。然而目前,中国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执行它已经提出的哥本哈根减排承诺。对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的批评既缺乏建设性,又有失公允。如果这些批评不是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掩人耳目、逃避责任的策略,那就只能用学术懒惰或条件反射性的“抨击中国”来解释了。

 

《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Why Countries Resort to Trade Protectionism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从美国经济学家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道格拉斯•厄文(Douglas Irwin)在今年夏天发表的一篇关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的文章,预见了美国在未来所面临的金融政策选择。他认为,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被高估的美元最终需要调整到可持续的平衡状态,但由于无法参与竞争性贬值的各种制约因素,货币贬值并不可取。美欧也许将被迫选择采取贸易保护。直接和间接形式的贸易保护泛滥会使世界经济情况更糟,复苏只会更缓慢,但这种结局似乎不可避免。

 

《朝鲜:博斯沃思终于来了
North Korea: Bosworth Finally Arrives

卡内基研究副主席、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H. Paal)近日撰文分析了美韩关系的新形势。朝鲜面临着内外交加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是朝鲜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朝鲜的核政策也是内外压力作用于朝鲜政府的集中体现。

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死神逼近美元》
“Death Cometh for the Greenback”

Joseph E. Stiglitz,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9, pp. 50-59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国家利益》2009年11/12月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美元的未来,呼吁建立一种“全球储备体系”。

直至90年代,美国官方一直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事实上,美元也一直拥有着强势的地位。但过去8年来,美元开始陷入困境。世界注视着美国挣扎于失败的战争与升腾的预算赤字中;许多原来大量持有美元的国家开始减少储备量或储备增加量。这给美元带来了下行压力,恶性循环也就这样开始了。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美元由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保值保证反而有所加强,但这并不能逆转美元衰落的大趋势。

在全球化世界中,对某单一国家的货币如此依赖本是不正常的。现行的体系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于美国,是必然“共输”的体系。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发展中国家看到没有足够储备的后果。但积累储备后,虽然他们国家经济的安全度提高了,却也造成了全球总需求的减弱;美国成了最后可求助的消费者。然而,美国由于借钱太容易,难挡恣意挥霍的诱惑,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发展中国家以零利率贷给美国成千上万亿美元——这是一种颠倒的对外援助形式。

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离开美元储备体系的趋势不可避免。他主张储备体系的改革,即创建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以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美元储备体系的不合理问题。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地下藏有一个巨大的金库。IMF可以直接将金子运往其成员国。但现在它不运金子,而是发出几张纸告诉每个国家它们在IMF大楼下拥有多少金子。我们可称之为“纸黄金”。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即政府愿意用自己的货币去兑换纸黄金——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保证了储备。这种储备体系被称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体系。

SDR体系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体系可以帮助它们从完全的储备国变成投资国,从而有利于提高它们的经济发展自主能力及整个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于美国,与成见相反,它将有利于美国增加出口与就业。当然,完成储备系统的转变过程必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目前的危机已经再一次证明了美元储备体系的不可持续性。

 

《培育中国经济》
“Nurturing the Chinese Economy”
Joe Studwe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9, pp. 12-17

当代的中国经济观察员通常以五年为期对中国经济进行预诊;他们的态度无非有二:褒奖满溢的和大起大落的。这些观察员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中国发展灾难论”的第二阶段,始自2009年。

这些担忧来自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的“资产泡沫”,包括对私有产权和股票不受控制的投机买卖。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已经对中国和亚洲资产泡沫的风险提出过警告,希望该区域不会重蹈1985-1987年日本经济危机的覆辙。当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增长。中国的A股市场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纽约的资本化程度最高的股票市场。

第二方面是中国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贷款。2009年前10个月的银行贷款达到历史新高1.3 万亿美金,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76千亿。在这种强劲的步伐下,贷款质量难以保障。

最后一个方面是对汇率的担忧,但有两派立场就该问题未达成统一意见。一方认为人民币重新与贬值的美金挂钩,导致北京执行了一个冒险的放松货币政策,为资产泡沫提供了外部保障;另一方则认为要长期维持货币估价过低实属不可能,因而中国会在压力之下重新上调货币价值,这一举措将导致全民变富的“财富效应”,并进一步引发资产泡沫。

显而易见,相关的担忧充斥着各种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但笔者认为所使用的宏观数据值得进一步推敲。一方面,中国GDP增长的实际质量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实际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呆账的积累源于一系列不可估量的因素,同时如何判断人民币的贬值程度究竟是多少?

用其他东亚经济体崛起的案例来套用中国显然不具备说服力。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具比较性、历史感和制度化的方法,来评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评估核心在土地、金融部门、和工业界三个方面。

就土地政策而言,自1949年解放后中国开展的斗地主运动将土地分给农村做耕种之用。但在南方和东南一些地区,多数地方的土地改革尝试并未见成效。自1990年中期起,政策发生了改变,中国似乎比亚洲其他国家更能接受城乡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在2001年,为了加入WTO,中国取消了对农民的关税保护,使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目前,中国领导人正在实践一系列新土地政策以保障农民的实际土地所有权。该政策一旦落实,农民将有权利租赁或出售自己的土地,将所得资本用于他用。这项实验的风险也是中国政府迟迟未能践行该方案的原因。

在金融领域,中国的大策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970年极度高估的汇率到现在维持低估的状态,中国仍然牢牢把持着资本管制,并对一切要求放宽其资本管制的声音表示抵触。笔者认为其中的风险不在于对资本账户的保护,而是一个增幅如此之大的经济体依赖于一个国有银行系统以及国家主导的工业结构,这种“国进民退”的构架会导致资本浪费。

工业战略的选择是另一个核心政策考虑。笔者认为,市场和计划的合力导致了一些东南亚经济体陷入停滞。中国的选择是支持国有生产者,而不是将他们置于出口原则的规范之下。受青睐的国有企业是净进口者(net importer),其规模不断壮大;净出口是由不太受宠的私营国企和外企来推动的。因此,政府在为最受欢迎的企业落实出口原则上是失败的。

总的来说,从比较制度层次上讲,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呈现良性势头,政府掌控着国家财富,致力于国家发展问题和保护资本管制。发展的瓶颈在于金融和工业政策的联结,尤其是中国在技术方面能力的提升空间。笔者建议,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采纳稳妥的本币升值步骤,以防对美和对欧贸易形势恶化。由货币升值所导致的贸易劣势将被中国国营和私营国内企业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所抵消。应谨记,对中国经济展望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辅助和协商。

 

《湄公河上的大坝与和平的危险》
“Mekong Dams and the Perils of Peace”
Richard Cronin, Survival, December 2009 – January 2010, pp.147-160

美国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东南亚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柯罗尼(Richard Cronin)在最新一期《生存》杂志上撰文,分析了湄公河流域国家在湄公河上建坝的社会经济影响及相关问题。

柯罗尼呼吁,建坝对湄公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所附带的对沿岸居民生计的影响,乃至在社会矛盾、国家间矛盾上所造成的可能后果,都应受到有关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除了建坝本身的工程问题以及对自然生态的直接影响,对移民迁置、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量、对渔业与农业的影响的考量与对策、工程策划与实施过程的透明与民主、工程之间以及沿岸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对话,都应该作为整个发展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包括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在老挝修建的南吞二号(NT2)水电站工程也是问题重重。得利的是大坝的资助方、修建方,以及得以供电的远方城市的老百姓们;失利的是沿岸的农民和渔民,以及需要搬迁的移民。在国家之间,越南作为湄公河最后流经的国家是一个绝对的受害者。有得有失是必然;但成本效益分析并没有有效及时地传达给生活受到影响的群众。工程的投资方与实施方在预估社会经济后果与风险防范上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

奥巴马在2009年11月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出席,标志着美国重新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意愿。美国与湄公河委员会签署的密西西比河-湄公河“姐妹河”协议是这一意愿的重要体现。美国对湄公河流域事务的参与促使中国的有关领导人私下开始考虑加入湄公河委员会。美国的参与还可以向有关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此外,文章建议把湄公河建坝问题加入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议程中来,以加强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

 

《与粮食价格抗争》
“Grappling with Grain Prices”
Joachim von Braun and Maximo Torero, OECD Observer, No. 274, October 2009, pp. 28-29

由于对食品和生物燃料需求的增加、干旱、高油价,以及国际投机行为所造成的粮食市场的动荡,2007-2008年发生了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根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研究,不幸的是,粮食价格上升的趋势还将延续。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粮食投资与生产的降低将给2020年玉米、小麦和水稻的价格分别带来27%、15%和13%的上行压力。受到最沉重打击的将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穷人。

在2007-2008的世界食品价格危机中,各国增加粮食储备的政策与做法不仅没有缓解世界粮食的危机状况,反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世界粮食产量。因此,国家层面的粮食储备措施虽然以提高国家食品安全为名,却实质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学者与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道提出了建立国际粮食储备体系的三重方案。首先,建立一个小型实体的国际共用的粮食应急储备。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由主要的几个粮食生产国和其他参加者组成,包括“G8+5”国家,将能够提供30万-50万公吨的基本食物。这一储备仅限用于紧急状况下的人道援助。第二,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一个国际公共粮食储备。这一储备将由独立的技术委员会管理,主要用于防范国际谷物市场出现危机时各国间信任的崩溃。第三,各国同意建立一个模拟的粮食储备,以应对国际投机行为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

 

《边境上的负担:中国对缅甸难民危机的回应》
“Border Burdens: China’s Response to the Myanmar Refugee Crisis”
Drew Thompson, China Security, Vol. 5 No. 3, 2009,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pp. 11-21

随着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大大拓展到国境以外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边界问题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挑战。

2009年8月,中缅边境果敢地区发生战事,大量在缅华侨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同时大量果敢军人以难民身份涌入中国云南地区,寻求中国政府的安置和保护。中国政府依据2007年颁布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妥善并快速地处理了此次危机,标明了中国在边界地区不断增强地应对安全与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

果敢危机的成功处理被广泛视为将在未来有效应对朝鲜难民问题的一个前奏。中国突发事件防控机构缺乏相应国际的经验,没有与西方对口组织建立直接或非直接的合作,因而这次果敢事件对中国规划者和决策者而言,就如何防范未来突发事件这一问题,提供了拟定战略、优化投资、调动资源等各方面的宝贵经验。除此之外,该次危机的处理也是中国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未来将在边境地区各方压力的挑战之下,对一贯低调的外交风格进行调整,赋予其新的内涵。

迄今为止,已经获得成功的边界巩固政策不乏其例:“西部大开发”注重政府投资开展的经济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繁荣边境富裕人口项目”(Prosperous border rich people program)与推进跨境贸易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为边境两边的人民都带来了福利。在应对难民涌入边界地区的特殊环境中,中国还注意在脆弱的交界处加强武装力量,储存赈灾物资,以及时刻准备着应对新情况。

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这种机制成熟背后的一个最重要发展,还在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由之反映出的实力上升和对扩大了的国家利益的保护。但一个崭新的中国外交方针不应引起各国的猜忌和防范;试想一个更有底气的中国愿意以建设性的方式、运用自身不断增强的实力,在一系列世界范围内的维和行动中贡献力量,那对美国和中国邻国来说,也是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也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更密切地互动与协作,尤其是在以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为首的有深厚共同利益的领域增信释疑。

 

《日本眼中的亚洲大国关系》
“Great-Power Relations in Asia: A Japanese Perspective
Yukio Okamoto,Survival, December 2009 – January 2010, pp. 29-35

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小泉纯一郎的特别外交顾问冈本行夫在《生存》杂志上撰文写道:“日本与美国形成盟友之时,中国的崛起尚不在图景之中。因此,当前美日联盟应把亚洲的新地缘政治形势和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一并考虑在内。”

这篇文章简析了亚洲海上安全形势、中日历史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对未来亚洲安全格局的影响。他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和日本想要维持亚洲的安全格局现状,而中国则力图改变或“挑战”现状。现状的维护者与挑战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整个下一个时代。

日本关注中国发展海军。中国海军的日益强大将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舰队将不能再在西太平洋上“自由”驰骋。

作者认为,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是中日历史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60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沟壑越来越深。日本是侵略者,也为其罪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日本人只记住了这一代价,却没有记住对他国造成的伤害。日本政府对教育其国民以正确的历史事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其国民的历史教育所煽动的对日本的厌恶甚至仇恨,也不利于两国国民之间达成真正的谅解。”

朝鲜核问题是亚太力量格局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朝鲜发展核武器更多的意图在其威慑力。一方面,它可以使朝鲜更少惧怕美国;另一方面,在与韩国为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谈判中,拥有核武器也可以给它一定的筹码。此外,在短时间内,核技术的转让还可以为资金紧缺的朝鲜充实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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