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Chinese; English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1992年至1997年，黄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的局长。1997年至2004年，他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此前，他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援助战略”项目主管。他还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并在美国、坦桑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多所大学任教。
黄育川出版、发表了大量阐述发展问题的著作和文章。最近，他与人合作编写了《东亚视野》一书。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汇集了著名亚洲学者撰写的阐述亚洲地区前景的论文。此外，他刚刚完成的《重塑东亚经济地理》一书也已于近期出版。
黄育川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担任顾问。
目前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由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创新和冒险，并且“大到无法管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会促进竞争和创新。另一项更加“治本”的举措就是将四大行中的每一家都分拆为三家地区银行，以增强竞争和改善治理。在此过程中，加大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度，并为银行业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支持。
2013年将被铭记为中国“经济走向正常化之年”，7%-8%的增长速度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变得更加平衡、更可持续、更加协调？首先，中国已在着手平衡经济结构，进一步的改革也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和环境可持续性。其次，在正常的市场驱动型经济中，经济协调性发展意味着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给私营部门更大的发展空间。再次，正常化的中国经济也将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目前，北京应该多注重汇率自由化、放松资本管制、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改革，少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这些改革本身是有益的，并不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不过，中国以及整个亚洲都将受益于人民币使用的扩大，从而在亚洲区内贸易中提高贸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并且，人民币在亚洲贸易区的角色变化，将为展望人民币更全面国际化的实际影响提供一个有用的机会。
美国式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又都在一些具体方面存在不足。两国迥异的资本主义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包括减少不平等、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作用和促进创新。最终，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加强法治都能确保合法性和提高效率。两国分别以怎样的技巧完成各自任务将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繁荣——面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增加谈判，避免争斗。
如果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尖阁诸岛(Senkaku)的争端导致两国关系破裂，进而破坏生产、引发贸易抵制，那么两国因经济关系破裂而蒙受的损失，显然超过因控制几座无关紧要的岛屿而获得的好处。这一切提醒我们，看似不足道却极其情绪化的争端，可能引发对每个人都造成深远负面影响的行动。中日双方都应将这场争端束之高阁，那里才是它该待的地方。
中国经济放缓是较长期结构转型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节奏混乱的“扩张-紧缩-扩张”政策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转型的特点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再平衡过程：商业活动空间再平衡和外需转内需的宏观经济再平衡。空间再平衡在各方面进展良好；而宏观再平衡比预期更早发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中国应该对利率和汇率灵活性进行改革，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放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实施财政改革以加强社会服务，并为私营部门拓宽融资渠道。
随着全球需求大幅下滑，美国和中国都把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可能的缓冲，但两国双边投资却少得可怜。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抱怨美国针对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限制，而美国提出中国过分关注于推动“自主创新”。一方面，美国企业渴望开发中国的消费者市场；但中国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另一方面，美国能否为中国投资营造一个更友好的环境有待商榷，但清洁能源技术合作为中国投资提供了机遇。
关于中国经济需要何种刺激的讨论日益激烈，其中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以消费为基础的刺激方式。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应关注的不是消费的比重，而是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中国政府目前尝试的刺激政策，很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民生。因此，中国不必按下刺激“内需”的按钮，通过释放民营部门的潜力和加快城镇化进程，它便有可能迅速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作为一种为政府目标服务的工具，金融抑制的作用极其有效。以促进增长和维持稳定这两个衡量标准来看，很少有人会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的两位数增长率吹毛求疵。但延续这种政策可能带来麻烦。温家宝的讲话表明政府愿意放弃金融抑制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更多地通过预算来引导资源，以一种透明且更加得当的方式。即将上任的中国新领导层必须在亟需进行的金融和国企部门改革开始实施之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遭遇困境并非各有其自身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上与中国的相对位置。由于自然资源和劳动技能与中国相仿，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限制其工资水平的提高以维持竞争力。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困境为代价的，但东南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提高自身的投资率并学会发挥出自身的竞争优势。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一直难以发展必要的人力资本和环境以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赢得竞争，而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拥有动态研究基础的领先知识经济体。中国吸收了国际教育的成果，并显著提高了经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中国的经验能否为俄罗斯提供指导，帮助推动其商品依赖性经济向多样化发展？乔治城大学的哈雷•鲍尔泽与卡内基的黄育川共同讨论了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多样化、知识型经济时面临的各项挑战。卡内基的马修•罗詹斯基主持了会议。
对于中国经济减速正在加剧的关切与日俱增。一些人推测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而另一些人则承认中国经济面临风险，但是预期会实现“软着陆”。这一经济减速恰好发生在中国下一代领导集体接班的时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史蒂芬•罗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马库斯•卢德洛尔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前景和明年的政策选项。卡内基的黄育川主持了这次讨论。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引发如此之多且相互迥异的经济预测与解读。卡内基的资深研究员黄育川，与来自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的外国媒体和记者一起，探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其不平衡增长。
2012—2013年的全球经济前景极不确定：欧元区危机持续发酵，全球信贷市场依然紧缩，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能否直面惨淡的国际危机和不容乐观的国内情况，带领其他国家走出困境？美国刚萌芽的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决策者是否为阻止全球衰退而充分作为？世界银行的汉斯•蒂莫，会同卡内基的鲍泰利、尤里•达杜什、黄育川共同讨论了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着大量关键性问题，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家和国际观察者之间激烈的辩论。中国美国商会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圆桌讨论，卡内基的黄育川担任本次讨论主讲，而清华—卡内基的韩磊做开场发言。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转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轻松——中国需要加强其社会保障网，提高家庭收入，增强生产率，投资人力资本。在策划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改革首当其冲。IMF中国事务主管奈杰尔•查克对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其在中国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方式不协调的风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卡内基的黄育川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也加入了讨论。卡内基的包道格主持了本次讨论。
2010年，美中关系受到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影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展开拉锯战，包括货币升值、贸易争端和全球贸易失衡等问题。卡内基的黄育川、迈克尔•佩蒂斯与美国商会的薄迈伦一起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双边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卡内基的包道格主持了该会议。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最近邀请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前首席代表黃育川先生，就他所写的论文《用经济地理学重新诠释中国的成功》，展开研讨。来自卡内基的韩磊主任主持了本次会议。
为庆祝卡内基在欧洲新分部的成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和卡内基欧洲分部负责人法布瑞斯•波蒂埃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在变革中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中的地位的研讨会。卡内基的黄育川、裴敏欣和迈克尔•佩蒂斯分别在会上发言。《金融时报》的菲利普•斯蒂芬斯主持了该研讨会。
注册以通过邮件获取卡内基最新分析。注有星号(*)标记的项目为必填。
环境学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解释了为何这些跨国公司既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跨国公司需要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为其供应商制定环境保护标准。
阿拉伯之春席卷了黎凡特和北非地区，引发了平民暴动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埃及和叙利亚的革命尤其博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阿拉伯政治项目主管David Schenker探讨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和中美两国对黎凡特地区的影响。本次会议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和挪威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
